论和谐社会的公民德性——兼论公民德性教育的理念与应有

共同体的美好是以相关的公民德性之存在为条件.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公民具有正义的德性.和谐社会公民的德性包括恪尽职守、平等、守法、诚信、友爱等道德品质.致力于公民德性的教育,应当是以社会正义而非社会成就为旨归;应当着力关注人的德性的发展;应当使学校成为学生的精神家园.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     

环境正义德性论

环境正义德性是环境正义原则、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在品格,从而使个体达到自觉追求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真正实现类本质而成为类存在的一种精神样态。从环境正义德性的蕴涵就可以看出,环境正义德性的价值包括两方面: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环境正义德性的自我价值是指环境正义德性本身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即类主体自身的价值。环境正义德性的社会价值是指环境正义德性的外显价值,即对人——自然——社会和谐的类结构价值。为了塑造环境正义德性,我们需要通过环境意识之真、环境正义之善、环境感受之美教育,对主体人格进行精心培育,使主体人真正形成自觉、自律、自由的类意识,使主体人树立以人为本的环境价值观,最终促成环境正义德性的养成。     

德性论视域下和谐“医患共同体”的构建

当前"医患共同体"的构建应当回归"德性基础主义"的建构路径。德性论思想从五个维度展现了其对构筑和谐"医患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及意义。在和谐"医患共同体"的实际构建中德性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环境和谐"的德性建构、"文化和谐"的德性塑造、"医疗和谐"的德性创设、"生命和谐"的德性构造。     

人的脆弱性、依赖性与“正义的慷慨” ——麦金太尔正义思想的新维度

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是人的一生无法逃避的命运,因此社会性和共同体是每个人的必然的基础本体,正义理论必须处理这个问题。麦金太尔把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作为正义的起点,提出"正义的慷慨"的正义理论,这是他原先的社群主义和德性正义观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关于正义的新论域和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问题。森和纳斯鲍姆关注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并进而提出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     

德性论视域下和谐"医患共同体"的构建

当前"医患共同体"的构建应当回归"德性基础主义"的建构路径.德性论思想从五个维度展现了其对构筑和谐"医惠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及意义.在和谐"医患共同体"的实际构建中德性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环境和谐"的德性建构、"文化和谐"的德性塑造、"医疗和谐"的德性创设、"生命和谐"的德性构造.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斯密论商业社会对个人道德的要求

斯密试图结合自然法理学和美德伦理学这两大传统来应对商业社会的道德问题。从社会的需要和人性的限制出发,斯密将交换正义的遵循看成商业社会的底线伦理。在斯密看来,仁爱这一原则只能够作为小的共同体的组织原则,而不足以支持商业社会秩序的扩展。相反,交换正义的底线伦理所搭建的社会不仅能够实现普遍的丰裕,而且可以内生出勤勉、友善等美化社会的德性。然而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斯密发现:一方面,即便这一底线伦理的践行也需要从个人德性方面获得更多支持;另一方面,正在遭受扭曲的自然自由体系需要得到更高的德性的捍卫。为应对这些问题,斯密对商业社会中公民的道德发出了关于审慎之德的两重呼吁,一重针对普通人,一重针对可能的政治精英。     

亚里士多德论血气的德性

血气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观念,荷马史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都对血气进行了详尽的呈现:就本质而言,血气是一种在高度竞争性的政治生活中树立自尊、寻求共同体的认可、追求个人卓越和与之相配的荣誉、争取和分配外在善的欲望。本文试图论证,虽然亚里士多德并未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系统论述血气这个概念,但是从他关于血气的多处零散讨论来看,亚氏不仅有一套完整的血气观念,而且在其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大度和正义这两个德性,就是属于血气这种人类情感的伦理德性:大度和正义都是实践理性对血气进行规范和完善的结果,而这两个德性之间的张力也根源于血气的复杂性。     

西方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变迁

西方近代正义论伦理学形态在诠释"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的过程中,主要历经了从德性正义论到功利正义论再到公平正义论的价值变迁。以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为基本内核的德性正义论所追求的"目的王国"由于仅仅具有朴素的伦理精神气质,所以必然被以幸福与功利原理为核心要素的功利正义论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所扬弃,以公平与正义原则为标志的公平正义论尽管难以祛除"集合并列"的理性胎记,但在伦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德性正义论与功利正义论的整合与超越,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     

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多重共同体与多重分配正义原则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保留了对分配不平等的承认,从而使它遭受非议。实际上,它的困境在于对现代社会中的多重共同体没有清楚的界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三重共同体同时存在,它们是公民共同体、合作性共同体或工具性联合体、亲密性或团结性共同体,三重共同体实行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公民平等权利原则、应得分配原则和按需分配原则通行于这三重共同体。     

从义务论的角度看康德的正义思想

康德虽然没有正义论方面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康德的义务论等同于正义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康德把义务分为可以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和只能自我强制的德性义务,因此其义务论有法权义务论和德性义务论之分。由于法权义务的履行可以通过外在强制的法律,因而属于"合法性"即正义的范围,法权义务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正义论。对康德而言,合法的即正当的,而正当的即正义的。相反,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为不义。但是,德性义务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强制,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去履行,这就决定了德性义务论不是正义论。康德背离了古代德性论的传统,把正义不再视为人的一种基本德性。     

德性与情感秩序——论柏拉图《法义》中的公民教育

《理想国》本身所讨论问题的重点在于知识理念为正义生活奠基,并使道德教育呈现为去情感化倾向,但其提到过的"公民德性"的讨论一直没有再提上日程;在《法义》中,柏拉图系统性地讨论公民教育的目标为道德教育,并对其进行详细定义,其主要原理在于通过使心灵中的情感秩序化,一方面控制情感,另一方面培养与正确信念相和谐的情感,从而产生公民德性.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养成的始点

如何理解"习惯"概念及其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者们的诸多争论,而亚里士多德关于"习惯是德性来源"的说明为我们回应上述争论留下了余地。如果"习惯"经由"品性"而与"道德"相关,"品性"是家庭和城邦对个体灵魂的塑造,那么人的灵魂就呈现出向家庭和城邦敞开的特质。在理性判断尚未完善之前,儿童和青年人通过"模仿"家庭和城邦中成员的行为而形成自己的感知模式和判断。"品性"源于"习惯","习惯"以"模仿"为起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勾勒出亚里士多德探究"德性养成"的思路,并为我们正确把握"德性养成"的始点提供了理论参考。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当代上海“老板佛教徒”的公益慈善实践与公民意识的建构

"老板佛教徒"是上海佛教公益慈善的重要参与者,佛教公益慈善实践与公民意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老板佛教徒"组成的"信仰共同体"及其所参与的公益慈善活动,一方面是出于信仰的表达;另一方面体现出新时期佛教社团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即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团结,是公民共同体意识得以培育的载体,为志愿者精神提供了实践的平台,藉此可以建构出一种"功德互惠、精神分享"的社会信任关系。     

为了美好生活：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差异与共生

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分别以培养好人和好公民为目标,二者在学术传统、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和教育时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然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切断二者之间"天然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必须同时推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而不是以一者取代另一者。"替代论"的问题在于未能全面把握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与共生关系。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二者理论基础的转向而导致的道德基础的差异。这一差异使得二者对于德性尤其是对于公民德性的理解产生分歧。解决的路径在于证成二者道德基础的同源性,从而使道德教育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使公民教育成为道德教育的保障。由此,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将在差异中实现共生,共同引导个体以其理性去批判和反思何谓美好生活以及如何追寻美好生活。     

中国传统中三种共同体形态及其道德原则

对于人类来说,共同体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和家园。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地存在着三个无法忽视的共同体形态,就是家(血缘共同体)、国(政治共同体)和天下(开放性共同体)。家庭以血缘为核心,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守望相助,形成以血缘之爱为基础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意识;国家以政权为核心,通过对政治权威的尊奉,形成精忠报国的忠诚意识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天下作为一个开放性共同体,秉持"无外"原则,通过兼容并蓄,达到"天下一家"、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对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形态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而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