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教育的传统、发展及未来初探

藏传佛教作为佛教的一大流派和藏族文化的精髓,在近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特有的教育模式,即以寺院教育为核心,社会教育为主要内容,实现佛教价值观为终极目标的教育。一、藏传佛教传统教育及发展藏传佛教传统教育的核心就是寺院教育,依靠寺院进行传播和弘扬佛教的利他精神。寺院教育最初也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而产生,后来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而发展。     

论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与清朝前期相比有所衰落,虽没有形成高峰,但也一直未中断。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不仅呈现了自身的特征,而且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首届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授予活动综述

金秋十月,举世瞩目的藏传佛教首届高级学衔辩经、论文答辩和学衔授予活动于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西黄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圆满结束,这是藏传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件大喜事,它表明藏传佛教教育进入了学衔教育的新时代,标志着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8日下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黄寺举行了隆重的首届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授予仪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嘉木样活佛,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     

试谈藏族成文习惯法规的历史渊源与藏传佛教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

藏传佛教戒律文化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族文化真正的价值实践所在。佛教自7世纪传入藏地以来,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引导、影响着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戒律存则佛法存,戒律灭则佛法终”,藏传佛教戒律既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制度保证,也是藏传佛教思想的具体体现,故而在庞大的藏文化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从藏族成文习惯法规与藏传佛教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出,藏族法律无论在内在指导精神还是外在表现形式上,都受到了佛教戒律的直接影响。借助法律这种强制手段,佛教的行为规范在藏族人民身上打下了更加深刻的烙印。人们逐渐习惯于以佛教思想的好恶来评判一切,从而形成了慈悲为怀、宽容相待、诚实公正的社会风气,“封山封林、禁猎野生动物”的规定使藏地成为一个生态平衡、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未受人为污染的良好生态环境。文章基于法律多元的事实,应用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认为习惯法是客观存在的,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必须充分关注习惯法及其固有特点,为和谐社会的建设给予习惯法中的优秀成分以合理的发挥空间,否则会造成对法治资源的无知与浪费,不利于法治建设的最终目的。     

藏传佛教雕塑中的十八罗汉艺术

<正>在2009年第8期《法音》"藏传佛教绘画中的十八罗汉艺术"一文中,笔者重点探讨了十八罗汉在藏地的传播以及造像艺术的兴起,着重分析研究了藏传佛教壁画和唐卡艺术中的十八罗汉形象和艺术风格,但     

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

新中国建立以后,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这方面的总结和回顾文章已经不少。但是,在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曾有许多学术先贤、高僧大德撰写过不少著述,成就卓然,而这方面的回顾和总结性文章极为鲜见。本文谨就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作一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评述,以供学界同行参考和批评。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分成文章（用双引号括出）和书籍（用书名号括出）两部分叙述。一、文 章　　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研究一直是藏学研究中的重心之一。据统计,1949年以前西藏宗教类的文章约330多篇（含译作）…     

爱国守法与爱教守戒——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的两个主题

在教义阐释工作中,要积极整理、阐释和弘扬历代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爱国爱教言行,特别是爱国守法、爱教守戒的言行,古为今用,温故知新。爱国守法、爱教守戒是当代藏传佛教高僧对爱国爱教优良传统的进一步弘扬,也是对藏传佛教践行爱国爱教优良传统的具体要求,符合藏传佛教的实     

现代中国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朝鲜、日本等国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佛教把中国传统思想与印度佛教理论、仪礼融合后,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佛教思想和体系。同时它又囊括了世界佛教流行的几大派别,有属于北传佛教的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属于南传佛教的云南上座部佛教,三者又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佛教体系。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平行发展(有时亦有交叉融、合或冲突的现象),地位平等,缺一不可。按现今中国史学界的观点,1840年以前为中国古代时期,之后至1919年为中国近代时期,1919年至今是中国现代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中,学术界一般把两汉称为佛教传入期。     

萨迦派的文殊信仰

作为智慧的化身,文殊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是极高的,中国佛教中的汉传和藏传佛教中都有文殊信仰。藏传佛教中萨迦派在这方面极为突出,被认为在文殊信仰方面有一定代表性。探讨萨迦派文殊信仰的重要特征以及这种信仰在历史上的一些表现形态,对于完整地了解中国的文殊信仰具有积极意义。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女性伦理观之比较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女性伦理观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处。作为印度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主要发扬传系,这两者都秉承了大乘佛教的男女终极平等思想,提出女性成佛论;同时,为了迎合世俗社会,它们都持女性卑污论。然而,由于对女性的歧视程度不一,在女性成佛途径上,汉传佛教要求女性转身成佛,藏传佛教允许女性即身成佛;在两性关系上,汉传佛教主张阳尊阴卑,藏传佛教倡导阴阳双合。     

藏传佛教中多面多臂的观音菩萨图像研究

观音菩萨属于佛教中最富盛名的菩萨,因为有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而被广大信众尊崇。从唐代开始,汉地民间信仰中出现观世音菩萨四臂观音、六臂观音这种化身,而观音菩萨的化相在藏传佛教中更加丰富多姿。藏传佛教中的菩萨造型相对于汉地更加复杂、繁多,这源自民族信仰的区别。藏传佛像中的所有形象都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信仰的体现。在中国佛教的两大系统,即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信仰中,观音菩萨都是一个重要的佛教尊神。随着佛教信仰的民间化,     

印度密宗宗派对西藏的影响

印度密宗怛特罗对于藏传佛教有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印度密宗的一些类型和宗派,并阐述这些怛特罗同印度佛教以及藏传佛教的关系,主张藏传佛教密宗除了全盘吸收印度佛教金刚乘密教以外,还对于非佛教的印度教密宗以及瑜伽实践亦有学习。藏传佛教是为融合多种宗教思想体系的产物。     

挖掘藏传佛教进步思想 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

只有藏传佛教界自身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和加强,主动走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道路,藏传佛教才能保持健康的机体和活力,弘法利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藏传佛教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在民族化、本地化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为适应社会发展需     

藏传佛塔的形制及其特点

作为藏传佛教的一朵奇葩——藏传佛塔,是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而逐步发展的。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兴盛时期为吐蕃时期,在汉地的兴盛时期为元明清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统治者都大力提倡并直接支持藏传佛教,使得藏传佛塔在西藏和内地得到了广泛的修建,而藏传佛塔的形制及其特点的演变也反映出当时人们思想、观念以及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现代实践 以西安广仁寺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来浸润藏传佛教发展,推动藏传佛教作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阐释,是藏传佛教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在新时期新阶段,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根本目标就是不断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充分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     

《藏传佛教寺庙经师资格评定和聘任办法》

(2012年11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2012年12月3日公布)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藏传佛教寺庙经师资格评定和聘任管理,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依据《宗教事务条例》、《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及《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藏传佛教寺庙主要教职任职办法》等有关规定和藏传佛教教义教规及传统,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藏传佛教寺庙经师(以下简称经师),是指在依法登记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本办法称寺庙)中专门从事传授佛教教义教规、经典和文化知识的藏传佛教教职人员。     

沿河县蛮王洞藏文摩崖石刻初步研究

沿河县蛮王洞藏文摩崖石刻,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沿河县)新景乡牯牛盖桃山村左侧下的蛮王洞口右侧,洞下即是乌江龚滩。这块摩崖石刻被当地文物局定名为“无上金刚大曼荼罗”摩崖石刻,是目前贵州省内仅有的一块汉藏双语的藏传佛教摩崖石刻。对此摩崖石刻的文字和内容进行解读与研究,有助于佐证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的历程与成果,补充贵州佛教发展史中关于藏传佛教在贵州传播发展的内容,并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深入研究。     

蒙古地区佛教艺术与弥勒造像--以北京雍和宫弥勒大佛、内蒙梵宗寺弥勒佛为中心

本文阐述了佛教艺术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和弥勒造像的缘由。在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蒙哥汗赐予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为“国师”,并授与玉印,担任起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以此为契机,蒙藏地区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与文化。并详细客观地解释考证了北京雍和宫和内蒙古梵宗寺的弥勒造像的历史,宗教仪轨与艺术特征。     

奥地利的佛教研究

奥地利共和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个内陆国家。人口近760万,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 早在18世纪末,奥地利学者就因对语言(梵文、巴利文)的兴趣注意到佛教。随后一些学者出自旅游、传教、民族、民俗、宗教、哲学等方面介绍或研究的目的,相继对佛教进行了专题或综合研究。其结果逐渐呈现为南方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两大类研究,后者又分为印度佛教哲学、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三个分支。由此出现了拥有世界影响的佛教研究专家:纽曼(1865—     

历史上滇藏川毗连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

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藏区独具特色的宗教景观而成为宗教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其历史空间分布的变化是反映该教时空扩散历程的重要视窗和载体.本文通过对滇藏川毗连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空间分布演进状况的历史梳理,揭示寺院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机制,从而为藏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地方性把握寻求更优化的发展路径.研究表明:13世纪中叶前,该区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少且在散点分布中呈金沙江中游一带、得荣——康定一线相对集聚;其后至清末,寺院数量激增70余倍且在面状扩散中形成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这四大河谷密集分布带.这一历史空间格局的变迁深受藏传佛教传播所面临的政治生境、传播地域的地理条件、区位条件、人口分布及宗教扩散方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