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经翻译理论概观

中国历代的译经大师,不但将汗牛充栋的印度佛教经典陆续译成汉文,创造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而且在译经过程中还善于总结经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只是散见于各个时期所出经论的序文跋语里,但大多简明扼要,论点鲜明,切合实用,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与概括能力。汉文“翻译”一词即出于译经大师之言。赞宁《宋高僧传》释“翻”云:“     

西夏的佛教（下）

五、僧人和度牒西夏是多民族的王朝,其僧人也是多民族的成分,包括主体民族党项、汉、藏、回鹘以及印度(天竺)僧人。其中党项族僧人人数最多。回鹘僧人在西夏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西夏前期译经的主力。元昊和秉常时代译经的主持人白法信、白智光两位著名的僧人,应是汉文文献中反复提到的“回鹘僧”的代表人物。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影响颇深,在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11世纪末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强力推行,对原来的佛教造成重大威胁。不少印度僧人为躲避灾难并宏扬佛法,纷纷到西藏传法。同时一些印度僧人也到佛教兴盛的西夏传法,有的人…     

译经僧——求那跋陀罗

1980年9月,以中村元博士为团长的日本东方思想学术交流访华团,来访中国佛教协会,由赵朴初会长接见于法源寺,进行了一次佛教友好的交流。本文作者野村隆昌博士是该团的副团长,现任立正大学教授。他根据《梁高僧传.译经篇》的《求那跋陀罗传》,参考《宋书》、《南史》等以及各种经录的佛教历史知识,详细地描述这一位印度译经僧波澜重叠的一生经历和译经成就,并穿插着刘宋王室政治斗争的历史故事,写成译经僧求那跋陀罗的传记,     

西夏新传译的密教观音法门——以国图藏《修习法门》与《观音密集玄文》观音经轨为中心

西夏时期,佛教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汉、藏(蕃)、印等佛教融合并行,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在西夏时期新传译的密教观音经轨中,一类是以宋请来的天息灾汉译《大乘庄严宝王经》为基础新编撰而成的“劝诵文”。另一类则传自北印度迦湿弥罗国,由弥扎卓根、金刚座师等西天僧传来,其所传经轨内容与隋唐及宋传统密教经轨有显著区别,其经轨注重本尊观音、“六字”字种观想、持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类成就法,其类别属瑜伽部及无上瑜伽部密教类,该类经轨后被藏传绰普噶举派及萨迦诸派所传。从国图藏《修习法门》与《观音密集玄文》两部共27篇密教观音经轨合辑抄本为中心考察,窥探西夏新传译密教观音法门的源流、传译者、特点及各类成就法。     

唐高僧义净与齐州山茌县的因缘

正义净法师(635-713)是我国唐代高僧、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与东晋法显大师、唐玄奘大师并称为我国"三大求法高僧"。义净法师,俗姓张,字文明,齐州山茌县山庄人(今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1]。其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下简称《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以下简称《寄归传》),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之作。义净法师的籍贯,向有"范阳"与"齐州"两说。明嘉靖《山东通志·山川》记载:"碛金(湑)山在长清县城南三里,山有真相院。     

法尊与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

法尊法师(1902-1980),中国现代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曾师从太虚法师与大勇法师学习法相、因明及密教。后赴藏区深入研修藏传佛教10余年,获甚深成就。返回内地后,在重庆汉藏教理院讲授和翻译藏传佛教经典。法尊法师一生笔耕不     

房山石经中保存的契丹国慈贤译经

一、有关慈贤的史料慈贤为辽代译经大师。但其生平,在《佛祖统纪》和《佛祖历代通载》等书均无记载,仅在近代喻谦所撰《新续高僧传》卷一《宋京师传法院沙门释吉祥传》中附见其事。传云: 慈贤,中印度僧,持梵书来宋,诏入译经院。所翻《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一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七纸,《佛说如意轮莲花心如来修行现门仪》九纸弱,亦只是根本心、心中心三咒。后更有《数珠身》及《解界》等五真言,《金刚摧碎陀罗尼》。慈贤善于密部,所翻四部皆密部也。又译《妙吉祥平等     

如何称呼出家人？

佛弟子有四众之分。出家男女二众,即比丘、比丘尼。在家男女二众,即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佛弟子又有四众、五众之分。四众即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五众即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学戒女）、沙弥、沙弥尼。七种佛教徒的通称叫七众。即出家五众加上在家二众。对学识修为较高的僧尼称谓：（1）法师：指通晓佛法、并善于讲解佛法以及致力修行传法的僧人。世俗又称比丘中的知识分子为法师,意思是讲说经法的师傅;（2）经师：指精通佛教经藏的僧人,也指善于诵读经文的僧人;（3）论师：指精通论藏或诠释佛教经义的僧人;（4）律师：指善于背诵、讲解律藏的僧人;（5）三藏法师：指精经、律、论三藏的法师。中国古达把从事译经的高僧称为“译经三藏”,例如唐玄奘被誉为“三藏法师”,俗称“唐三藏”;（6）大师：佛教称释迦牟尼为大师。后唐代朝廷封通晓佛教教义的僧人为大师,如慧照法师。后来对前朝名僧也往往赐谥号“大师”,如东晋慧远,被追赐为辨觉大师;（7）尊宿：“尊”为德高,“宿”为年长。对年长德高僧人尊称为尊宿;（8）上人：尊称持戒严格,精于义法的僧人;（9）讲下：对知名法师的尊称;（10）高僧：对德行高的僧人的尊称。     

古回鹘文和汉文译《四次第道引定》及《中有身玄义》略考

藏传密教曾在西夏和蒙元时代于西域和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大量的藏传密教仪轨曾被翻译成西夏文、古回鹘文和汉文等多种文字，在不同民族的广大信众中流传。于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出土的古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佛教文献中，我们均见到了大量藏传密教仪轨文献，它们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夏和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传播历史的最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以对古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的一部萨思迦派所传密法——《四次第道引定》的研究为出发点，同定了与其相应的藏文原本，确定了它于西夏和蒙元时代的传承途径和文本源流，并寻得了与其同时代出现的汉译残本，再通过对相应段落进行多语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厘定其文本及其所传修法的内容，由此勾勒出了藏传密教于西夏和蒙元时代传播历史的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篇章。     

晚明山西佛教视野中的妙峰禅师

<正>在中国佛教史上,山西临汾籍高僧法显(334-420)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冒险西行,在中国佛教取经史上影响深远,而且译著经传,在佛教译经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除法显外,晚明时代的妙峰法师(1540-1612)或许是另外一位有较大影响的河东僧人了。不同于法显这位"国际化高僧",妙峰的传奇一生彰显出他的"本土化"特征:不像法显那样游历海外,虽去过江苏、陕西、河南、四川、云南等地,但其主要活动区域在老家山     

五台山学构建之翻译研究视角

翻译研究作为五台山学构建的一种跨学科视角有很大地延展空间。五台山文化翻译研究包括以翻译史研究方法研究五台山相关经典的翻译历程,以译者研究视角关注五台山历代译经大师,从翻译批评视角研究五台山经论体系中的翻译批评策略,以历史文化为背景研究五台山对民族译经的影响,以文化交流与外宣为目的研究五台山文化海外传播策略等。     

在佛教与中国化之间——读程恭让教授《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

正近代以来,有关中国佛教的学术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历代高僧大德促进佛教中国化(或者说本土化)的智慧和创造获得了充分的彰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问题又逐渐突显出来,如,高僧大德们促成佛教中国化的方便善巧有没有经典方面的依据?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是不是准确?中国各宗祖师大德们对佛教核心观念的理解有没有偏差?中国佛教界特别重视的如来藏思想是不是纯正的佛教思想?     

不空三藏与文殊信仰

一、日本对不空三藏的评价 不空(705—774)是印度译经僧,曾翻译《金刚顶经》等密教经典计110部143卷,是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列的四大翻译家之一。 他于746年携密教经典再度来长安以后,迄774年圆寂为止,前后约三十年间,受到唐玄宗、肃宗、代宗等三代皇帝的深厚信任,执当时中唐佛教界之牛耳,曾于永泰二年(766)奏请代宗修建山西五台山金阁寺,发动宰相及节度使等,翌年建成。这座金阁寺是“九间三层,高百尺余”(《入唐求法巡礼记》),铜瓦涂金,照耀山谷的庄严华丽的大寺院,当是五台山各寺     

试论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以千手观音图像为例

一密教(Guhya-yqna)狭意上是指佛教发展到后期出现的一种宗教形态。学者将之划分为陀罗尼密教(公元三、四世纪盛行)、持明密教(或持明乘vidyadhqrazi-yqna,公元四、五世纪至六、七世纪盛行)、真言密教(或真言乘mantra-yqna,公元七、八世纪盛行)、瑜伽密教(金刚乘vajrayāna,公元八、九世纪盛行)[1]、无上瑜伽密教五个流派(公元十、十一世纪盛行)[2]。西藏佛学家布顿·仁钦朱(1290-1364)依据经典则将之分为四部:所作怛特罗部,即事部(kriyā)、行怛特罗部,即行部(caryā)、瑜伽     

法门龙象

下边发表的通信，虽是很平常的信函，却包含了很深刻的意义。为了弘扬佛法，赵朴老特别重视人才，早在三十年代他就送过五比丘去斯里兰卡。净因、园慈、广兴是八十年代他送往斯里兰卡的五比丘中的三位。三位法师在兰卡都已拿到了文学、哲学双硕士的学位，现正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赵朴老关注的另一件大事是译经。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曾请专家翻译过南传上座部经典（当时出了《普汇大藏经》）。近十年来他仍为直接由巴利文翻译南传上座部经典操心。对于藏文论著译成汉文事也是他多年的宿愿。为此，我们曾多次听他谈及土登尼…     

《传心法要》的逻辑结构

唐末著名高僧黄檗希运所作《传心法要》,是禅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它以对自心本体的透彻诠解,解脱方法的善施巧导,无碍境界的点染突现,建构了一个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以直探心源,以心传心,见性成佛的鲜明特色而享誉祥林,成为禅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环节,对禅宗的发展分化,尤其对于临济宗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运圆寂后,被唐宣宗谥为“断际禅师”,享有极高的地位,后世更视其为临济宗初祖,尊称“运祖”。《传心法要》独具特色的理论价值和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是我们今天研究禅宗思想发展时必须加以充分关注和深入探讨的。     

竺法护是翻译文殊经典的健将

西晋竺法护不仅是我国译经史上第一期中译籍最多的翻译家,而且也是地道的中国高僧。他与其清信士聂承远、聂道真的译籍有大小显密三藏十一部,是最早弘扬弥陀、弥勒、文殊、观音、普贤等佛菩萨信仰的经典。其中,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甚多,且比较系统地将文殊的身世、形象、仪规、思想、禅法、净土等情况传入我国。因此说,他是早期弘扬《方等》玄致和文殊信仰的健将。     

文殊经典翻译史略述

文殊经典翻译是文殊信仰传播的根本依据,把文殊经典翻译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研究文殊信仰意义重大。从中古译经史来看,文殊经典译出的时间最早,以文殊命名的经典最多、国家赞助翻译文殊经典最盛、多语言文殊经典重译流布影响最广。     

近三十年来法显研究简述

<正>法显是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他历经万险,西行到达印度,取经译经,又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有《法显传》(又名《佛国记》)。由于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1]已经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内外法显及《法显传》研究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和展望,为避免重复,本文     

作为神学争论和政治考量的圣经翻译活动——Douai-Rheim Bible介绍

"圣经翻译"似乎是现代社会中一项"不为普通信众所知"的教会事工。但事实上,圣经翻译的工作哪怕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俗社会里,也仍然牵涉到许多相关因素,比如说译经者群体对目标语的文化上的理解(汉译圣经曾经就"神"和"上帝"、"浸礼"和"洗礼"词汇的选择和使用而出现争论和协商)、译经使用的源本、译经活动的旨趣等等。16-17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翻译不仅仅是一项学术和教会工作,甚而至于在历史事件表面看起来,其中政治考量和神学"斗争"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圣经翻译"成了新教和反改教的天主教双方互相争斗的场域。那么"杜埃版圣经"的翻译策略和操控因素就很值得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