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伦理审查的实践路径

伦理审查作为一种实践的研究,其目的是"为善",使研究者的行为符合德性。然而,研究者不是先获得德性再做合德性的事,而是通过做合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研究者行德"在伦理审查为善目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研究者知德"是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理想目标,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实践路径是"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     

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伦理审查的实践路径

伦理审查作为一种实践的研究,其目的是"为善",使研究者的行为符合德性.然而,研究者不是先获得德性再做合德性的事,而是通过做合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研究者行德"在伦理审查为善目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研究者知德"是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理想目标,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实践路径是"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康德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

纯粹实践理性动机的理论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环节,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研究。定言命令的奠基意义不仅局限于规范伦理学,也为解决德性动力学问题提供了基础;德性法则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对感性产生作用,使人在德性法则面前感到谦卑,因而对德性法则产生敬重;敬重作为"能被先天认识的并看出其必然性的唯一情感",是德性唯一纯粹的动机;敬重概念还确立了人所能够达到的德性层次——出于对义务的敬重而行动。     

儒家的"善"观念

儒家论"善"始终围绕着天道人性概念展开,认为符合天道人性的事物才可能是"善"的,反之即为恶,因此,天道人性既是"善"的来源,也是"善"的评价标准.先秦孔孟,以仁释"善",突出"爱人";荀子及汉代儒学家则以"礼"释"善",讲求养人之欲又有所克制;宋明理学家视"天道阴阳"为"善",强调阴阳平衡;明清启蒙思想家释"善"为"中",着重于人欲之各得.这些"善"的内容虽在许多方面彼此存有差异,但始终都以人我和谐目标作为主线一以贯之,反对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     

作为"伦理学之后"的"三玄"

《周易》《老子》《庄子》号称"三玄",三者共同创立了中国古代"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易传》展示了形而上学超越于儒家伦理之上的实践哲学本质;《老子》的"道论"将实践哲学纳入类似于康德的实践"模型"的隐喻之中,建立起天之道、圣人之道和处世之道三者上下贯通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模型;《庄子》的"至人"理想则通过诗意和寓言的方式在高悬的天道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以凭想象来把握的纽带,为道家的"伦理学之后"开辟了 一个看起来充满"至乐"和"天乐"而值得追求的审美维度,但也终究没有摆脱自欺和自我麻醉的幻觉.     

论税收正义

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     

论《周易》大传的本体论建构

早期中国易学的建构历程体现为从《易经》神性观念到"左氏易传"(《左传》《国语》易学)的伦理化转进,再到《周易》大传形而上学的初步完成。"绝地天通"观念开启了形而上学建构的可能性,但《易经》所反映的殷周之际的上帝、天命观念并未完成本体论的建构。经由"左氏易传"的伦理化转进之奠基需求,《周易》大传初步建立了形而上学本体论。《周易》大传确立了"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基本架构,通由乾坤并建的生生之德证立本体,由"一阴一阳"的运行机制敞开生生与变易的世界;自伦理学的形上学奠基问题言之,《周易》大传提出了具有心性论色彩的"继善成性"观念,自天道下贯而论"善",自主体超越而言"性",故善即性、性即善,这可以被把握为"本体即是主体"的实现历程。     

论朱熹对"继善成性"说的规范

"继善成性"是易学哲学的重要问题.朱熹解释"继善成性"总体上不是为字义的通顺,而在为他的理学本体论作论证.理上气下的基本原则通过易学的语言进一步得到贯彻.善与性、天与人、未发与已发、天理流行与人物成性等,虽也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又不能将一般天理与已具形质的人性混淆起来."继善成性"说的优长,就在于它将由天至人的生成序列,解释为一个以天道为本而构筑本性的思辨逻辑,同时兼顾个体形质生成带来的特殊性.而本性只是"存"而非"成",以卫护本然之性纯善无恶的假定.     

论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德性在于符合自然生活,因而伦理学首先就需要研究神性、人性和物性,也就是研究万物的"自然"。但思考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认识神明,也就是最高的善,从而走向德性。在思想领域,"认识"本身不是目的,达到道德的高尚性才是,因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认识"的限度,这也是属人的根本"义务"。义务在于行动,行动必须以智慧和良善为前提。德性乃是理性的保证,理性与德性的连接点在于"完善",达到存在的最高境界。研究这种境界的哲学不是知识的展示,更不是概念的思辨,而是治疗灵魂使之达到德性的生活方式。古代伦理思想的基础在于大写的"理性",其目标在于"高尚",其方法在于"义务"。理性的根本任务在于以自然天道为基础的"致良知"。     

德性伦理:人类的自我关怀

在以德性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德性泛指使事物成为完美事物的特性或规定."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1]现代西方德性伦理学进而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一词始见于<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认为德性是人的道德本性,是人生而具有的向善的本性.程颐提出"德性之知",将德性看做是人的内在自我认识.王夫之则将德性较为明确地界定为:"德性者,非耳目口体之性,乃仁义礼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常存之于心,而静不忘,动不迷,不倚见闻言论而德皆实矣."又说:"好善恶恶,德性也."德性即好善恶恶之性.可见,中外思想家对德性有相近的看法.概而言之,德性就是让一个人高尚并使其实践活动完美的品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相和谐的内在动力.德性伦理就是以个体或共同体品质为核心,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以实现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以和谐为最高范畴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从人的生活实践的内在性、整体性、超越性出发,真正实现了人对自我的伦理关怀.     

杨简心学工夫的展开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简在建立起自己的至纯至善完满自得的心本体之后,继而展开了自己的心学工夫论。为此,他首先确立了自己的以"意起"为标准的善恶观。杨简认为"意"是心之起,"意"起则心蔽,心蔽则恶生。既然意起生恶,那么阻止恶产生的方法自然就是"毋意"。而要"毋意",杨简认为只有依靠不借助言辞的直觉。杨简的直觉是指没有任何心理变化,也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而直接把握本心的方法。进而,杨简认为直觉"毋意"还只是阻止恶产生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体认至纯至善的心的本体,并与之同一。至此,杨简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终极修养观:明心靠反观,即通过回思反省,达到整全性的复视和体认至纯至善完满自得的心。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王阳明论《大学》“至善”

阳明反对朱子于事事物物上寻求至善、寻求所谓"定理"之说,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至善是心之本体"的观点,认为"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在《亲民堂记》《大学问》中,阳明对《大学》三纲领及其关系有系统整体的阐发,提出"至善是明德亲民之极则"的观点,这体现了阳明至善观的深化与发展;阳明生命的最后几年更多地从万物一体、仁体的角度来诠释明德亲民与至善,没有再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这是阳明至善观的一个突破,对此,其不少弟子未能予以充分注意。万物一体、仁体、至善与良知的贯通体现了阳明最后思想之化境。至善根源于天命之性,但其发见处在吾心,至善在心,心外无理,心外无善,至善良知有自我开显的主动性、能动性,这是阳明学富有鼓舞性、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王夫之《周易外传》中的圣人观释要

本文从贞天地、立人极、通天人三个方面来阐释王夫之的圣人观。三者既是对圣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一种客观叙述;既是圣人成就自身的工夫,也是其所达至的境界;既是"本体上说工夫",也是"工夫上说本体"。"贞天地"可分为"择阴阳之粹精"和"肖阴阳之德"两个方面,其内涵是贞守天地之正理、贞固天地之正气,其途径是效法天地的易简之道。立人极体现在圣人的德性才能和法象治器、制礼作乐等作为中。二者体现了"本天论人"和"以人合天"的思维方式和诠释向度,其理论基础在于"通天人"。在阐释中,王夫之综合了先儒关于"圣"的"通天"、"德性"、"才能"、"纯于天理"、"境界"等方面的涵义,突出了圣人养民佑民和治理社会的"作为",是对明代中晚期重内圣、轻外王思潮的一种理论补正。     

戴震“德”论与人的福祉论初探

戴震的道德哲学主要讨论人的感性欲求与人类的社会伦理规范——仁义礼智的不矛盾性关系,并且将每个人的情感与欲望的充分实现看作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他批评了宋明儒中"存理灭欲"一系的理欲观,以"圣人之道,无私而非欲"的新伦理学命题扭转了宋明以降"理欲对立"的伦理学问题意识。其"德性"论在原则上与中国传统的"德福一致论"思想相一致,他希望下层民众的个人福祉在整体上与其他人的福祉是统一的,虽然带有一定的幻想性,但却以道德哲学的形式表达了一种社会理想。戴震思想中的"美德"一词有三层意思:一是"生生不息"的天道在人性中的具体化,二是人类生活中坚守诚信的恒德品质,三是敢于坚持美德与正义的勇敢德性。这三层意思之间的关系如何,戴震本人未作过多的论证,但他在乾隆时代敢于批评"在位者多凉德",在个人的德性上表现了一个正直学者"勇敢"的美德。     

传统德性资源与现代公民德性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我们认为,公民德性是指公民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追求幸福生活和实现社会的善,正确行使一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而应具备的优秀品质和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体现在道德、理智和实践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性资源,这些德性资源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和公民德性培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张载气学的特点及其人文关怀

张载认为,太虚至善,太虚是"至虚之实",太虚之"实",本质上是气。"神"是太虚内在的条理、规律。太虚本体是气与神的合一。阴阳之气创造了物质世界,太虚则论证阴阳之气创造物质世界何以可能。太虚也是一德性本体、价值本体。张载论证太虚至善,指向两大现实人文关怀:首先,由太虚至善推导出"天地之性"存在正当性。孟子思想对张载人性论有所影响,张载"君子有弗性",源自孟子的"君子所性"。其次,仁是"事"之本体,人世间的制度与伦理,都必须以仁为体,才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仁实际上成为人类文化与制度文明背后隐伏的道德基础、价值依托和人文精神。仁义精神的张扬,实质上是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挺立。本体主体化,儒家为天下立法,是张载德性本体论的内在旨趣与"本来面目"。     

蔡清理气论新探——兼对其人性论的补正

学界通常将蔡清理气论归纳为"理气无先后",认为蔡清取消了实体之理,而这种论断是与其部分文本相矛盾的。传统对"理气无先后"的理解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还会造成蔡清人性论解析上难以解决至善来源的重大缺陷。实际上,蔡清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取代了理,但又在道、气的层面发掘了二者形上的规定性,最终在理气论和人性论方面形成了三种层次:可以自我规定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以纯粹形式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展现为"元亨利贞",是天道的循环不已;"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现实世界的真实展开,是阴阳二气的具体运行。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在背反及其现代效应 ——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看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通过一种经验主义的辩证法讨论实践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在论述至善作为一种内在的合目的性时又预设了一个形而上学前提,这导致亚里士多德在面对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态度暧昧,陷入一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导致这种内在悖谬的理论根源在于亚氏没有明确区分知识论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形而上学,进而没有区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至善与经验意义的具体个别的善。这种混淆会导致仅具有知识论意义的具体的善的充当形上的善,即具体的善的僭越,同时也会模糊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的界限,从而导致美德的恐怖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