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亲情理与道德理性的鲜明反差──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之比较

在伦理观上,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性精神认为只有理性知识才是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因素,将知识置于情感之上,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理性知识之中,情感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理性之“理”;孔子的血亲情理精神认为只有血缘亲情才是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因素,将情感置于知识之上,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血亲情感之中,知识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情理之“理”。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基督教“道德金律”与康德的道德律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普世性、律法及上帝观念,同时又从实践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之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有着深远的影响。     

道德传统与中国企业管理道德主义特征的辩证思考

文化自身是受价值引导的一个体系,价值观和人们在实践中的价值观选择是文化的核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道德主义对中国企业的管理一直存在着重要影响.如果仅就道德本身而言,中国企业管理中的这一文化传统是有利于组织发展并且符合企业管理发展潮流的,但企业的设立和正常运行首先是基于规则和制度的,如果缺少基本的制度规范的"法治",而仅仅依靠道德来实施"德治",将极大地损害企业管理的科学性和企业的管理效率.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从神性到理性——康德对基督教"道德金律"的批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律法、普世、上帝等观念。但是康德并非简单地蹈袭了基督教文化传统。他要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律找到一个新的更为可靠的基础,这就是人的理性。因而,他从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世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性生产力"理念释义

道德生产力究竟是指"道德是生产力"还是指"道德的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伦理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将道德生产力解释为"道德性生产力"更合乎这一命题的本意,也即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生产力进行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道德性生产力不但是为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有力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一种面向问题与行动的实践理性和精神实践.道德性生产力理念喻示着不能将生产力看成是完全中性的客体,它蕴含着道德属性,是富有时代性意蕴的行为价值哲学.     

价值理性的自觉与优良秩序的基点——孟子人性学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最早将理想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寄托于天,而孟子通过赋予天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意涵,将这一问题转向对人性的探讨,从而使客观的天道具备了人道的主观价值。孟子明确了人禽之别在于人性内在的价值尺度,使人从动物式的生存转向道德性的社会生活,从而对承载价值理性的人做了进一步规定。孟子将价值理性把握为一种无限的思维指向而非一种认识结果,使个别之"民"向普遍之"人"的转向成为可能。孟子的人性学说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自觉,在优良政治秩序构建的方法论意义上影响深远。     

道德与审美 ——孔子道德情感的审美意识探源

总体来看,在孔子那里,道德的提升和审美的超越都落实在人生当中。第一,孔子从未将"仁"、"知"或道德与人的情感相脱离。第二,孔子思想中道德情感的审美特征为现实性、内省性和实践性。第三,孔子提倡的人道和德行,被灌注了充满人文理性精神的情感。     

浅探荀子性"恶"伦理观的理论内核

荀子立足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挖掘"性"、"伪"关系矛盾展开其伦理思想。于是人性与礼义道德之间构成一对矛盾体:道德总是基于人性并不断验证人性恶的存在;人性总是背离道德又不断服从道德,实现对恶的超越。接着他提出"众人之伪"的道德层次论,实现"性"与"伪"的统一:"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而天下治";并在其中显现"恶"的自我否定性,凸显了其辩证思维和理性批判精神。可以说,这一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是弥足珍贵的。在两千多年之前,没有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致思倾向、概括能力,是无法提出如此深刻的人性思想的。     

论政府管理道德

政府管理并不是一种纯技术或工具性的管理 ,而是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于一体的管理 ,其道德合理性是由政府存在的必然性、追求宏观而长远的目标和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这些方面也规定了政府权能的道德限度 ,即政府应该制定正确政策、提供有利条件和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政府只有履行了应尽的道德义务 ,人们才能认同、接受和支持政府管理。     

一个新道德主义者的生命本体论

从哲学角度讲 ,人的本质即人与自然的本体差异 ,它是那种能够把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别标示出来的逻辑尺度。无论传统的理性句法与审美句法 ,还是作为其现代变种的实践本体论与符号本体论 ,实际上都未能从逻辑上完成这种本体论证明。这种尺度只能是以人自然欲望为生产对象的道德尺度。从语言哲学上讲 ,只有可以从“质的分析”高度区划出人与自然之本体差异的伦理句法 ,才能捍卫“人是目的”这个基本的人性原则。然而另一方面 ,这种道德本质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那种因与自然血缘相混淆而显得不够纯粹的旧伦理学。新道德主义是一种性命之学 ,是一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展开的生命本体论 ,是一种在探索人性根本属性的基础上来解读和阐释生命存在的高明学问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儒学基督教对话--折射中西方文化本源的精神特质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所形成的价值观、道德伦理观、世界观因社会体制、社会环境、传统文化而有所不同。中西方人的这些观念因受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差异甚大。中国文化素以谦虚礼让、中庸平和、修身养性等作为为人处事的指南,而西方人则推崇个人奋斗、人格独立、个性张扬等。在这些显性的东西之后,无一不渗透着中国主流文化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内涵,无一不透射着西方基督教文化“人神共世”的宗教蕴涵。因此,解读中西方文化本源的精神特质成为我们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理性选择。     

传承与融通--《老子》与《周易》中民族精神比较研究

<老子>与<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部经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智慧结晶.其中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性格与情操,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思维特质.<老子>上承<易经>之风,下启<易传>之理,以其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构建了与其"道"哲学相符合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易传>中得到传承与融通,两者互补互进,共同缔造了中国民族精神的灵魂,推动着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和积淀.这些民族精神则表现为"刚柔同构"的进取精神、"宽厚相得"的道德情怀、"中和为用"的和谐观念以及"重生利物并重"的人文理想,其中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贯穿始终,突出了中国民族精神最一般的特质与深刻内涵.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中庸”的分析

孔子视为至德的"中庸",首先是一种实践智慧、成事之德,同时又天然地具有道德内涵、是成仁之德。就其追求"恰当"而言,"中庸"体现的是理性原则,是结合了智与仁的实践理性。作为理性原则的中庸,一方面表现为对欲望、激情和偏私的控制,即"克己";另一方面表现为随时间而定的能力,即在具体条件下对度的掌握和该不该的道德抉择,也即"权"。但此实践理性不是人天生具备的,而是通过"极高明"("致知")获得的。然而任何时代的"极高明"皆有其局限甚或偏荡,"道中庸"遂亦有其流弊。欲解决儒家"道中庸"的流弊,须反省儒家"极高明"的局限。     

中医文化的辩证思维与中医学理性精神的重建

从中医文化"形而上"的思辨原则、以"治未病"为逻辑起点的生命观和"兼内外"的养生追求,剖析中医文化辩证思维的优势价值与魅力。而在对中医文化定式思维的反思中,又发现中国传统思辨哲学对中医文化的思想束缚、中医文化"单向度"的思维定式以及中医文化的自我矮化,将是阻碍中医学融入现代医学发展之痹症。提出通过扬弃中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关注并注重中医文化意涵的多维性、实现中医文化积极性因素与现代医学文化价值的契合,完成中医学理性精神的重建,进而化解传统医学工具理性和现代医学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致力于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创新——评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与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学是人文学科殿堂中兼重功利与道义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具有立足于凡俗而又着眼于超越与神圣的学科特征,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近读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与经济伦理》一书,深为其蕴含的价值理性和思辨理性所叹服,更为其立足于市场经济而求其伦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