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伦理建构何以可能

主体性是进行独立价值判断以及伦理探讨的前提,也决定着人工智能及其伦理探讨的阀域。没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仍属于技术工具范畴,其伦理的探讨仍囿于种际伦理视域;拥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才能生成自身的道德规范。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思考以人工智能的主体性设定为基础,集中探讨人工智能伦理的理论前提、人工智能伦理的边界,以及建构人工智能伦理的可能性等问题。     

人工智能伦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路径:六个议题及其依据

人工智能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已形成全球共识,但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实现路径仍存在较大分歧,概括为六个议题。本文首先介绍AI的两大类主要技术——强力法和训练法,在此基础上总结AI现有技术的三个特性,作为AI伦理的技术依据。同时,以全球公认的福祉原则作为AI伦理的根本依据。本文立足于这两个依据,阐述AI伦理建设应具有双重目标——同时回答应该和不应该让AI做什么,进而探讨另外五个重要议题:AI的安全底线,AI功能的评价原则,AI治理责任的落实路径,AI主体状况变迁的可能性,以及一种全新的创新模式——公义创新。     

论弱人工智能体的道德性考察

弱人工智能体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人工智能(AI),其自主性可能隐含相应的道德问题。弱AI因其深度学习模式而有类似于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但它没有自我意识或意向性，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与实践相关的实践理性和伦理德性，也不具有休谟式道德发动意义上的情感，从行为本身以及从行为者本身来看，弱AI并不具备道德行为者的基本要素。然而，弱AI是具有一定自主性且持续发展的行为者，属于一种需要认真研究的行为新类型和伦理新类型，学界亟需加强对当代AI的伦理研究，为迎接强AI的到来准备好伦理条件。     

人工智能与因果推断——兼论奇点问题

自"图灵测试"提出以来,关于机器能否真正具有人类智能的争论就一直没有间断。批评者多认为机器可以具有工具意义上的弱人工智能,但不具有主体意义上的强人工智能。以珀尔为代表的因果推断学派主张因果推断能力是机器具有强人工智能的关键。一旦机器获得因果推断能力实现强人工智能,机器就可能在后续发展中远远超过人类智能,并达到其发展之奇点。我们认为:如果能让机器人具备因果推断能力,那么强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实现的,奇点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可能性不等于实际性,要想在实际上获得这种高于人类的智能,人类还需要进一步整合传统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     

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的医患关系伦理机制重构研究

在综述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伦理学家们提出的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提出人工智能的道德属性的来源以及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的主体性等问题。并对医患关系重构性伦理机制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初步结论:需要以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过程中所构成的现实医患关系为入口来解决问题,涉及到医患关系中的主从与合作关系两个方面的变化,以此作为依据来分析应对新型医患关系类型的伦理机制。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已触及众多方向,从医学影像、病理诊断、精神卫生,到康复医疗、居家健康支持等都有所进展,也引发了广泛的哲学及伦理思考。在医学哲学视角下,探讨人工智能机器道德主体地位争议、机器使用所产生的多重关系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判断及信任考量、数据获得性及隐私保护现状。进一步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不公平、歧视与风险责任,呼吁建立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协同治理机制。     

医疗人工智能产品研发的伦理审查与法律考量

国内医疗人工智能研究日益增多,具有多学科合作,并以数据驱动的特点。走访深圳开展健康领域人工智能研发的企业、医疗机构以及研究机构的开发者,了解到存在监管不足、数据收集及处理过程欠缺标准化、责任不清等挑战。并且,面临应该如何遵循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原则,如何合法合规收集、利用、共享数据并界定责任等问题。从医院进行伦理审查实践层面探讨医疗人工智能的研究价值、科学有效性、风险受益等的审查要点;医疗人工智能研究的法律考量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边界,以及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     

建立全球伦理的可能性

“全球伦理”作为历史范畴相对于狭义伦理是指广义伦理 ,相对于传统伦理是指现代伦理 ,相对于区域性伦理是指世界伦理 ,相对于既成形态的伦理是指动态伦理。这样的伦理是生成性伦理与继起性伦理、代内伦理与代际伦理、现实性伦理与虚拟性伦理以及多层次伦理的统一。建立全球伦理的可能性在于其生态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伦理自身的根据 ,但是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必须克服种种障碍 ,只有自觉地创造条件 ,才能促进全球伦理的建立     

论管理与伦理的双向整合

科学地揭示管理与伦理的关系 ,不仅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现在关于管理与伦理关系的研究 ,大多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 ,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何以可能结合的问题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主要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通约性的角度以及它们生成的哲学基础展开探讨     

工业设计的伦理维度

伦理是工业设计不可分割的重要价值维度。在分析工业设计伦理的本质时,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作为关系属性的"设计善"以及作为生成性关系的设计价值和多变共生的价值主体。工业设计应该体现技术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和利益伦理的内在要求。技术伦理关注产品中的技术选择和技术的人性化实现;社会伦理关注的是设计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生态伦理关注设计支持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利益伦理关注产业链各主体间的多利益协调与公平。工业设计伦理的价值边界是工业设计道德合理性存在的边界。     

"全球伦理"的可能与现实

"全球伦理"问题是近年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理论热点,是应用伦理学发展的一个亮点.基于"可能性"的讨论是一个必要的理论逻辑起点,但各家的切入点各不相同,体现了不同的方法和视角.但大多数都未能从伦理与道德相区别的意义上加以思考和立论,使之对"可能性"的理解和把握中概念含混,意义不明.本文从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入手,认为"全球伦理"与"全球道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此提出应从"伦理可能"和"道德可能"的区分上来把握"全球道德/伦理"问题,以期使这一问题获得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工程伦理生成的道德哲学分析

当今,工程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工程运用中出现的具体道德困境,一些为职业工程师制定的"行为伦理准则"也倾向于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开药方。工程伦理在现实中常以一种"道德陌生人"状况思考道德可能性,"何以有善"的贫弱现状下必须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善如何可能"赋予工程伦理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的道德哲学涵义,指出工程实践应然的伦理价值关切。"善之必然"深刻关注我们重塑工程对人之向往的"好的生活"的伦理期待,并关涉工程伦理的价值指向。"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善之必然",三者构成了工程伦理生成的存在论框架。     

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

近年来,德性伦理的复兴为伦理界注入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致力于这个主题的人主要在关注亚里士多德以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米歇尔.斯洛特教授则认为,某种形式的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也已经有了真正的希望和可能性。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斯洛特教授详细阐释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的可能性。作者详细分析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的基本内涵、分析并反驳了各种可能的对这一思想的反对意见,论证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的建构方法以及具体的应用性。     

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可能？——基于道德主体和道德接受者的视角

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引起的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以人工智能产品的典型代表即智能机器人为例,从道德主体和道德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讨论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可能。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看,智能机器人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因为它不可能拥有心智状态,而拥有心智状态是成为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从道德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只有当智能机器人能主动地面向人类,或者某人与智能机器人发生过有意义的关联时,智能机器人才能获得道德接受者的地位。而且,这样的智能机器人必须具备对话能力,会使用某种语言。     

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异化及其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现代医疗形式。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大大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进程及诊疗模式。与此同时,医疗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并由此带来了人和社会的异化,诸如对人与类人机器的角色定位不清,人对技术的依赖性过度增强,医疗全生命周期中的责任伦理缺失,技术价值失衡等社会问题。以这些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为进度,探析在医疗人工智能使用中的隐私安全与数据使用的边界问题,人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医生-人工智能-患者"的共同决策体系构建问题,构建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理念及法律问题。     

一场因果循环的时空旅行——影片《环形使者》

人的命运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有的人一生顺风顺水、安然从容,有的人却一辈子蝇营狗苟、狼狈不堪？人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吗？为什么人人都有机会,最终却只有少数人摆脱宿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按照佛家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因果循环。当下你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会在未来发生作用。今天的我们,既是昨天的果实,又是明天的种子。但是,如果时光能够穿越,让人们能够回到昨天、去到明天,我们能不能改变因果、掌握命运、获得自己期望的果报？好莱坞导演莱恩·约翰逊用一部科幻影片《环形使者》,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体察试验因果循环的机会。     

纳米技术伦理研究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

迄今为止的纳米伦理学的讨论或停留于描述性、实证性层面,或倾向于推测的、概念性问题.而无论是关于现实的还是未来的问题的讨论,都是从后果出发、从可能性出发.其致命的弱点在于,一方面陷于功利主义的利益权衡;另一方面,由于其结果的推测性而难免走向乌托邦或敌托邦的幻想.纳米伦理可以从可能性出发,但重要的不是对纳米技术的可能后果进行伦理评价,而是如何构建一个可行的伦理框架,以引领纳米技术的发展走向我们可以接受和需要的方向.为此,要求我们放弃因果还原论的研究方法,重返生活世界,充分考虑技术受众的需求、期待和意志以及社会的伦理规范,将主体的可接受性纳入反思对象.将纳米技术的发展从任意的可能性引向适意的可行性.     

伦理学与科学同行——共同应对会聚技术的伦理挑战

会聚技术以会聚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这四大科技为手段,以提高人类能力,甚至改变我们的物种为目标。因而,从这一概念提出之始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香山科学会议"第527次学术讨论会围绕"会聚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治理"这一主题,针对纳米技术与合成生物学所带来的安全与伦理问题及其治理,展开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对话和深入讨论。与会代表认为,会聚技术已经将对自然的干预转向人自身。在这样的背景下,伦理学不仅要"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即深入科学技术前沿,与科学家一同分析会聚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在科学实践中厘清和辨析会聚技术的伦理问题,探索会聚技术健康发展的伦理框架。     

无限的责任与艰难的正义 ——勒维纳斯的伦理政治

勒维纳斯以提倡“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和对他人的无限责任引领了当代法国哲学中伦理学的复兴.勒维纳斯在关于无限责任的概念基础上通过第三方的引入,建构起一种政治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政治又因奠基在无限责任的基础上而使得正义的实现变得既必须又艰难.这种无限责任和艰难正义的结合产生了勒维纳斯独特的伦理政治.     

“公共的”与“存在于公共空间的”——大数据的伦理进路

大数据的伦理治理,显然需要回应隐私权利的保护与实现问题,但它远不止于此。从大数据的生产属性和技术特性出发,大数据时代需要适应性的伦理治理体系,这覆盖大数据的生产、处理与应用等各个阶段。在数据生产阶段,隐私权利的内涵确证与边界界定,要求处理好"公共的"与"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之张力关系,它是大数据伦理治理的第一步。在数据处理与应用阶段,算法伦理和应用伦理构成大数据伦理治理的主要议题。大数据的伦理实现,需要明确"从数据生产阶段的共有属性,到数据处理阶段的共治结构,再到数据应用阶段的共享结果"这一完整伦理链条。其中,共有伦理观通过前置性权限设定(技术手段)来实现,共治和共享伦理观依托嵌入性权责设定(制度规范和伦理约束)来完成。在此基础上,大数据时代适应性的伦理治理体系才能被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