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本性及其说明

信任的本性是伦理学与认识论的共同论题之一。信任是一种由信任者、被信任者及其行动构成的三元关系：某人A信任另一个人B从事行动Ф。而对这种信任关系本质的理解分为三种：信任是信念；信任是情感态度；信任是认识态度。第一种信念信任构成传统信任本性理论的主题，并把信任与依赖等同起来。第二种情感信任通过批评信念信任观得以形成，而第三种认知信任既是对情感信任的延承和反对，又是对信念信任观的某种程度的回归。后两种信任的共同性在于把真正的信任与纯粹的依赖区分开来。对信任本性的不同理解对应着不同的说明：信念信任通过证据主义、信任与依赖的等同加以说明；情感信任主要来自乐观主义的善意或承诺的说明；而认知信任则诉诸知识论的论证。这些不同说明可分别归属于内在主义的与合理性的理由。     

道德哲学体系中的个体、集体与实体

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体系,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条件

制度美德和公民美德是和谐所需的必要的政治伦理条件。只有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     

信任的伦理性格

信任在日常生活中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信任研究如果缺失伦理的视角,就等于将信任的生活背景遮蔽了。从信任的发生学角度考察,真正的信任应该是具有伦理性格的。为了确证其伦理蕴涵,首先我们应确证信任是以承认信任是一种德性为基础的;既而我们需要展开关于信任与善和正当的讨论,从而深入挖掘出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任。而现实中信任在现代性场域中的缺席状态,要求我们对信任的伦理性格予以充分关照,厘清信任的正当性与应当性问题,让信任必然性地要求获得他者的承认和认同,成为人与人交往得以实现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及其实现路径

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的个人为基点,形成了“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两条确证道德自由的代表性理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两条理路由于忽略了道德自由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要么将道德自由推向了道德强制,要么将道德自由降格为道德任意.道德自由只有在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是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发生的具体场域,也是道德自由得以可能的真实支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是社会伦理自由,社会性的个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现实的社会伦理责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伦理责任所承载的道德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实践困境——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伦理学的反思性讨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被称为“本原伦理学”,它关注人类整体伦理生活的 形而上根据,似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行动的道德根据等伦理论题不以为意 。然而,由此得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完全不关注伦理行动者的个体实践,或者直 接断定伽达默尔拒绝将伦理意涵赋予“孤独的个体存在”,不仅失之于简单粗暴,亦缺乏一 种对伽达默尔伦理思想进行辩证综合考量的复杂性思维以及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理解的理智耐 心。至少我们在伽达默尔的短文《科学与公众》中看到了一种例外。在这篇短文中,伽达默 尔通过分析技术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及其控制效应,揭示了现代权力格局下学者自主性研 究缺失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学者个体行动的伦理困境。伽达默尔将这种伦理困境归咎于 现 代规范伦理学,指责规范伦理学用普遍规则规训个体行动,在行动理由问题上饰智矜愚,不 了解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作为行动理由更具有原初的本根性。为此,伽达默尔要求接榫亚里士 多德实践智慧与诠释学以拔丁抽楔,走出规范伦理学迷津,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伦理 困境。     

社会知识论(下)

三　戈德曼的社会知识论戈德曼为社会知识论提出的问题域 ,包含在他所谓的“求真知识论” (ｖｅｒｉｔｉｓｔｉｃ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 ｇｙ)名下。求真的知识论 (不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 )关注的是知识的生产 ,这里“知识”被理解为弱的意义上的“真信念”。更准确地说 ,它关注的是知识及其反面———错误 (虚假信念 )与无知 (真信念的缺乏 )。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什么样的实践对于知识 (与错误、无知相比 )具有相对有利的影响 ?个体的求真知识论在非社会的实践中寻找有关的答案 ,社会的求真知识论则在社会的实践中寻求解答。在戈德曼那…     

企业经济伦理体征:含义、再造与基本理念

企业通常由经济功能与伦理功能相互依存、彼此关联构成,是一种伦理型经济单元和经济型伦理单元的复合。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企业的经济伦理体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企业必须不断地再造适应其经济伦理体征的价值观才能完善其二元系统的"合作体征",而合作体征的基础在于:运用忠诚理念,改善企业伦理认同;运用信任理念,融合企业社会资本。     

道德教育应重视关怀

对当代青年学生来说 ,只有他们真实感受到道德是他们的个体需要时 ,感受到人格魅力是他们在社会的立足之本时 ,道德教育才能出现良性循环 ;只有以一种“关怀学生”、“给予学生”的方式 ,而不只是纯粹“要求于学生”的方式 ,才能使学生自觉自愿地履行道德义务。因此 ,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关怀。     

天儒冲突——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初次冲撞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们以“学术传教”为手段,在中国社会进行化交流和传教活动,由于两种明中在对待父子、夫妻以及仪礼规制等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西方伦理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伦理的剧烈碰撞。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的父权至上、男尊女卑和祭祖孝亲等伦常规范同天主教的伦理要求格格不入,互不相容,最终导致了两种不同化交流的中断。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即在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伦理的一神教与唯一神的伦理确证──利奥·拜克自由神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犹太教是一种伦理一神教,这决定了它必然放弃对上帝的知识论态度,转而使用实践理性去确证上帝的存在。不是神性的生活,而是人的生活,人对上帝的虔诚回答成为犹太教的真正内容。所以,人在最内在的意义上发现自己与上帝的永恒联系并从中找到生活意义的神圣源泉。借助这种对人们的精神本质与上帝之间关系的道德确证,犹太人响应了上帝对他们的召唤：认识唯一种,相信它,印证它,在它那里寻找到一切的意义,在它那里得到庇护,这就是犹太伦理一神教所公示于世的真理。拜克的观点凸现了犹太教的实践理性品格,有利于实现犹太教的现代化转化生成,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     

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发生路径

“自发生成论”和“理性创设论”是传统道德哲学关于社会伦理秩序生成的两种理论模式。“自发生成论”认为,伦理道德不是纯粹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为实践的自然结果;“理性创设论”认为,伦理道德是人类自觉建构的结果,是人类理性创设的产物。这两种理论模式都以抽象的人性为其理论基础,无法合理解释个体与类之间的伦理关系。基于现实伦理实体的“创生拓展”应成为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发生路径。     

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五个着力点

<正>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种已然存在的文明新形态,也是一种处于持续建构之中的文明先进形态。而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内容和伦理内核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它既是中国创造的具有实然性的伦理文明新形态,也是处于动态建构之中、具有应然性的伦理文明先进形态。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涉面极广。它不仅要求当代中华民族具有卓越的实践智慧和能力,而且要求当代中华民族具有心系人类、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和高远境界;既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积累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伦理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也要在中国特色伦理学理论创新中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着力点。一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观是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前提和观念基础,既是推动传统伦理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促进世界伦理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要求。“伦理文明观”是“对待文明”的伦理理念,即以伦理对待文明。“观”既是“看待”也是“对待”,是观念也是态度,     

解放的“个性”与“禁锢”的自我——论“五四”个体伦理的困境

个体伦理的提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现代伦理建设的最重要贡献,也是它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伦理思想的真正接轨之处.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对个体伦理的阐释还是倡导,“五四”的个体伦理都与西方存在重要的区别,充满了内在的悖论和外在的困境.最主要的体现为对于“个性”的片面理解,以及对于旧式“德性”的不自觉沿袭所造成的现代伦理价值标准的建构空白.这使得“五四”伦理思想试图建构的独立个性与自我意识,携带着各种影响至今的局限与矛盾.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内容体系

<正>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伦理文明,其内涵非常丰富。我们对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内容体系的研究,可以主要选取经济伦理文明、政治伦理文明、生态伦理文明、社会伦理文明、国际伦理文明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和呈现。一、以共建共享为核心的经济伦理文明“共建共享”根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高尚伦理追求,形塑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经济伦理思想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1](215))“共建”突出经济建设各主体的伦理责任,要求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每位生产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2](363))。“共享”反映分配环节公平正义的要求,强调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格局。“共建”“共享”相互依存,只有保障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机会平等,才能增强群际团结,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结果平等。     

自私行为的传递效应

自私的传递效应指遭遇他人自私对待的个体也自私地对待无辜他人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 示范性规范、心理权利起着中介作用, 个体的公正敏感性、道德认同, 以及情境中的道德凸显和匿名性起着调节作用。已有研究多关注个体如何惩罚与报复直接伤害自己的自私者, 较少关注自私行为的受害者如何对待无辜的第三方。未来研究可关注他人自私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 如普遍信任和道德判断, 进而影响其对待无辜者的态度与行为, 并且澄清情绪及共情在其中的作用。     

社会知识论(上)

社会知识论是知识论领域中的一个新方向。美国学者施密特曾经提出 :“社会知识论可以被界定为知识的社会维度的概念与规范的研究。”[1 ] 主张应当从社会的维度来研究知识问题 ,这是社会知识论者的共同主张。不过 ,对于“社会的”这一概念应当包含哪些内容 ,社会知识论的性质应当是什么 ,它与传统知识论的关系如何等问题 ,目前仍属各执一说 ,尚未取得什么共识。一　社会知识论的起源与发展虽然作为一种系统研究的理论来说 ,社会知识论的发展过程还很短暂 ,不过按照戈德曼(ＡｌｖｉｎＧｏｌｄｍａｎ)的说法 ,其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那…     

劝导技术的伦理意蕴

劝导技术作为一种被设计用来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的交互式技术,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蕴.劝导技术可以按照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从正面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实现“道德的物化”;劝导技术也可能被用于非道德的目的,需要认真研究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