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述略

先秦儒家音乐"中和"审美观是在长期的乐教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孔子之儒家继承了西周雅乐"尚中"、"尚和"的审美趣向,倡导"中庸"的音乐审美标准,提出了文质中道、尽善尽美、节情适度的"中和"审美观,由是而实现其"成于乐"的教化目的。子思以此为基础,以"致中和"为终极关怀,探究"天下之大本",为儒家乐教构建了形而上的哲学根据。公孙尼子、孟子、苟子等后儒相继而起,文献日益丰富,理论渐趋缜密,推动了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的系统化,并为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奠定了基调。     

先秦儒家“化”观念研究

"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观念,源于形而下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先秦儒家智者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成为天道观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天道之"化"贯通于人道,因而"化"之观念在人道这个层面重在教化。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化之根基都本于"诚",正是"诚"之贯通使儒家"化"观念统摄宇宙人生,而化的最高境界在天道可谓之"神",在人道则是"参",即人通过教化重回天地人共在的场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修身理论及其现代价值浅析

中国古代儒家修身理论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善恶问题予以追问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和必须性才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修身原则和方法,即:立志乐道、涵养省察、内省自讼、知行相资.而这些修养原则和方法指向的价值目标则是圣人之境,即"内圣";其外在趋向则是"修己安人",即"外王".二者缺一不可.儒家的这一修身理路以及具体原则方向和趋向目标,具有较强的现代价值.     

早期儒家乐教传统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国的乐教传统源出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文明,并非自儒家而始。礼乐之治下的乐教形态,以厚人伦美风俗为教化手段,而以善治作为基本的政治目标。相应地,其间的道德观念也还处在政治话语的笼罩之下。这一乐教传统发展到孔子这里,开始演化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新面向:在重视乐教政治功能(移风易俗)的同时,孔子开始深入到个体的层面沉思乐之于生命完满的价值(成于乐)。委实,儒家之前的知识阶层对乐之于个体生命的修养价值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论探讨,不过这些讨论还停留在养生的层面,大致未脱卫生之术的范围。早期儒家则一改养生的话头,转而以养德作为中心的关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乐成德的修养论,而大成于荀子和《礼记》。这一乐本修养论(music-based cultivation)以自然情感治理为内容,试图通过性情训练为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主体保证。在早期儒学的脉络中,这一修养论的哲学基础可以通过《中庸》的中和观念得到合理的解释。最后,在一个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人文性的乐本教养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归,对于我们追寻好的生活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儒家哲学视域下的周代丧礼“禁乐”探究

丧礼"禁乐"是周代主导性的制度规范和文化现象,不同于其他典礼中大多礼乐不离的情况。从礼乐相济的角度探讨儒家哲学已蔚为大观,而对丧礼中"有礼无乐"的哲学探讨则付诸阙如。丧礼"禁乐"彰显了儒家既生死有别,又生死一如的"既仁且智"的生死观。同时,它还显明了性情论视域下"乐者乐也"以及从形上层面为其确立根据的"乐从和"的观念。而天地阴阳的宇宙论视域下礼乐在相互对待中的性质差异,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把握丧礼"禁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哲学内涵,对进一步理解儒家生死观和礼乐的差异关系,有着深刻的意义。     

“国际儒学论坛2011: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学术研讨会综述

承千载华夏道统,启百年儒学复兴。2011年12月3日至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孔子研究院及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1-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来自中、日、韩、美、加、     

略论先秦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论

先秦儒家伦理将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统一,以及道德情感、意志在由道德认知向道德践行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内涵丰富、富有特色的知行统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明服务。     

真相与启示:先秦儒家“均平”思想探微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平均主义的源头,而是均平思想的起点。均乃均衡、公平之意,其实质是人人各得其分,而非人人份额相等。均平思想的合理性在于认识到适度的等差是社会有序且充满活力的必要保证,其缺陷在于以宗法血缘、政治强权而不是以素质能力为标准来区分等差。先秦儒家均平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下中国社会公平机制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     

刘向对儒家乐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向提升了乐教在儒家教化体系中的比重,使乐不再是从属于礼的、反映着礼的价值内涵的附属品,也使乐教具有了不低于礼教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刘向提出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的人性假设,认为音乐可以感通人情进而善化人性,使儒家的乐教理论建立在了更为可信的哲学根基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乐教合理性的论证。刘向以阴阳五行思想修正乐理,以黄钟之数为基础,完善声、数、度、量、衡的律历体系,并初步建立起具有相对严谨逻辑性的乐教逻辑,从而促进了儒家乐教思想在汉代的发展。     

先秦儒家“礼”的解读

"礼"作为最具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是全面而深入的。它不仅从外在的礼仪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即起到我们所谓的"修身"的作用;而且通过伦理道德的形式对人的思想观念进行引导,从而实现内在化的"养性"的作用。经过修身养性的作用之后,"礼"最终落脚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上。     

先秦儒家礼学思想解读

先秦时期,儒家重礼、尚礼、倡礼,孔子、孟子、苟子进一步发展、丰富了礼的内容,礼除了具有待人接物的意蕴外,还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文明制度。先秦儒家学者对礼的社会作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认为,礼是为人做事的尺度,执政行事的准则。在当代,礼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但是,礼的“规则”意蕴没有变。礼,于人、于事、于国仍起到了道德规则的引导作用,具有规范世人、促进和谐的作用。     

儒家的修身思想及其方法述论

修身思想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儒家学者都特别注重道德教化,把修身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中,既有关于崇高完美的理想人格追求,又有一套通过修身而实现人格完善的理论和方法.尽管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其中不免存在着一些错误和缺陷,但其对于人的自身修养的强调,以及所提倡的修身方法,是有其合理因素的,对此我们应当遵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批判地加以继承,这不论对人的自我完善,还是对社会道德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     

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被称为“为己之学”,旨在引导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内蕴丰厚的道德自觉思想。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体道德自觉源自人之本性,生成于与他人、社会、自然等相处的各种关系场域中,受“君子”“贤人”“圣人”等理想人格范型的指引,遵循从“为人由己”的道德自我觉醒、“推己及人”的道德关系圆融到“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升华这一逻辑展开。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在历史赓续中形成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坚实的民族认同基础,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利于强化人民的主体作用、重塑社会伦理秩序和增强文化自信,对当前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意义。     

论儒家诗教原则的确立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从教学、教材的角度认为《诗》不仅应当让人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让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但孔子这种强调诗的教育作用的思想被后世文人加以引申阐发,成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儒家诗教原则得以确立有一个过程,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代儒家文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为实现教育教化功能,中国历代文人探寻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并付诸于创作实践。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突出特点。     

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的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人的价值和道德本原,人对天又具有主体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上,天与人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的道德与天的本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因此,"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在道德基础上的合一,即"天人合德".     

先秦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丰富发展

“无为”思想源于道家,但并不为道家所专有。本文试从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丰富发展的角度,力图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无为”思想在儒家的发展轨迹。     

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与中国的儒家、道家

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中国的儒家学说都有着维护社会秩序、延续既有文明、创造符号体系的建构功能 ;与此相对立 ,印度的佛家和中国的道家学说则以反向解构的姿态分别对婆罗门教和儒家学说在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所导致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建构与解构的关系体现了追求文明与反抗异化、积极进取与消极无为、崇尚秩序与回归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这种逻辑关系的历史性发展 ,印度宗教文化从婆罗门教到佛教再到印度教的发展过程 ,与中国世俗文化中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彼此更迭 ,都形成着“否定之否定”式的阶段性变革。     

“乐崩”现象的背后：“大乐教”到“小乐事”转向中的“学统”再造与礼乐关系重构

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乐崩",关系到自周初至战国中晚期整个礼乐传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从外在看,它代表着有完整乐制设计、支撑的周初"大乐教",向着春秋以降注重"乐"的艺术性、娱乐性的"小乐事"状态的转变;从内在看,它代表着从依赖于制度支撑的"学统",向着基于历史叙事以凝聚道德德性的形态转变。同时,"乐崩"促发了礼乐关系的重构:如果说"大乐教"的礼乐文明是以"乐"为托底的文化形态、文化场域,则"小乐事"中的"乐"便成为"礼"的辅助形式。礼乐关系的这种转变值得注意,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诸子(如孔子)之于礼乐问题的理解与判定。     

试论先秦儒家“■”概念之来源与本意

先秦儒家不仅提出"■"(仁)这个概念,且为表达此一理想社会生活之中心环节,专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字。先秦儒家思想中的"身"字,乃指自然家族内祖孙上下间的"亲",并涉及理想家族中之慈爱与孝心关系;而"■"则直接源自"身"的概念,旨在表达君民之间的理想关联,犹如一家人中的父子关系,并牵涉到理想社会中君的"慈爱"与民的"孝心",及两者间相辅相成的作用。"身"与"■"二者间的关键差异,在于"身"是指自然家族内的"亲",而"■"是指国家社会内的"亲"。君民之间的"亲"并非源自母腹的血缘基础,而是指心里思感之"亲仁"。因此,先秦儒家从"身心"造字,"■"应视为概念性的会意兼形声字,亦即"仁"之本字。由于手写字形的简化,造成"身"字偏旁被简写成"千"或"人",其后此字体又简化为从"人"、"二"的今字"仁"。然根据《说文解字》,"仁"的本意依然是"亲"。透过对古代"■"字的考察,可以准确地显现出先秦儒家概念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