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教俗之争宏观背景之剖析

教俗之争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重要内容。教俗之争的焦点在于对主教授职权的争夺。不难看出,这既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较量,又是一场经济利益的角逐。教俗之争在不同的国度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出现,这说明每次教俗之争尽管有其具体的成因,但在它们的背后,存在着共同的宏观背景。这就是本文着力探讨的地方。     

论宗教宽容

不同宗教之间 ,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应当相互宽容、相互容忍 ,相互承认、相互尊重 ,相互对话、相互理解 ,以切实实现和保障宗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为此 ,我们须承认人的意志自由 ,实施政教分离原则以及世俗政治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原则。     

论政教关系的层次与类型

在政教关系研究领域中,笼统地使用政治、宗教的概念,用“政教分离”或“政教合一”两种模式解释世界上一切政教关系现象,结果造成很多的误解。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对政教关系进行分层次的类型化研究。本文将政治体系分成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三个层次,并将宗教作用于政治的不同层次而形成的政教关系分成政教一体、政教依赖、政教主从和政教分立四种类型。进而对每一种类型的政教关系的互动方式进行分析,对古今中外政教关系的特征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各种宗教在不同政治体系中的作用。     

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历史起源及启示

本文通过考察明末清初中国礼仪之争过程中不同方面对儒教的判释和定位 ,说明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真正的源头是在这里。对儒教如此截然相反的判释是由于各方面不同的视角和立场 ,儒教非教说更深刻地把握了儒教的本质 ,而儒教是教说则是形式化的以偏盖全。这一争论影响到近代 ,乃至当今对儒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判定     

20世纪墨西哥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

20世纪墨西哥的政教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特征,它随着政治和宗教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冲突与妥协构成了墨西哥政教关系最重要的特征。政教双方博弈的过程中,国家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国家的宗教政策对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处于国家统治边缘的天主教会则通过社会运动,积极进行形象重塑,努力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其独立性与现代性不断被激发,进而推动了墨西哥社会进步及民主转型。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相互限制、相互影响是墨西哥政教关系的常态。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研究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是在伊朗反对君主专制、反帝反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并形成的。霍梅尼对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教义的创新,既体现了他对君主专制和政教关系的看法,也包括了他对教法学家社会地位的思考,以及未来国家治理机制的构思。霍梅尼关于建立伊斯兰政府、改革伊斯兰教育以及输出伊斯兰革命等思想,对伊朗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在教育上的主张,对革命后初期伊朗的文化和科学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政治纲领,奠定了伊朗政教关系的基调,也给伊朗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争论。     

纳斯尔与刘述先:"回儒对话"语境中的"传统"与"现代"之争

本文目的在于对伊斯兰哲学家纳斯尔与新儒家代表人物刘述先在当代“回儒对话”语境中的一场争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本文首先对争论双方的身份以及争论之缘起和大致经过进行了简要介绍,描述了纳斯尔与刘述先的“传统”与“现代”之争的具体内容,并对这场争论背后所潜含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讨论。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证成与反对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是当今平等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人们关于运气均等主义的争论可以分为"外部之争"和"内部之争"两个方面:运气均等主义的外部之争是争论运气均等主义本身"能否证成"的问题,而运气均等主义的内部之争是在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基本信条的前提下,争论应该以"什么的平等"来体现它.实际上,就平等理论关注的对象而言,运气均等主义错置了关注的重心,与平等主义政治运动相脱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运气均等主义要实现自我救赎,应扩大其关注的范围.     

宗教对话,构建和谐

政教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构建和谐政教关系对社会和谐至关重要.政教关系的含义较为复杂,详细剖析政教关系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是正确理解政教关系的关键.宗教对话是政教互动的一种有效形式."政、教、学"三方的宗教对话对构建和谐政教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有其现实意义.     

清末民初孔教活动及其争论

过去对清末民初孔教活动及其引起的争论以反动复古判之,有简单化之嫌。本文认为孔教活动是儒教是教非教之争在近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对孔子儒学的判释误区,以及直接的政治目的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孔教活动引发了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不同反应和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孔教的兴废,学理是孔教是教非教,其基本态度和倾向开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矫枉过正的激烈反传统之路。梁启超是儒教是教到非教转变的一个特殊人物,很有典型意义。     

各国政教关系和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初探

政教关系的理解有不同层次，广义上的政教 关系应包含三对关系：意识形态层次上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权力主体层次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社会事务层次上的宗教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狭义上的政教关系主要指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地属于实践层次上的关系，但在立论上则要同深层次的关系即教会与国家关系相关联。对 一、影响政教关系的主要因素在具体的实践中，政教关系体现为政府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宗教立法作为政教关系的确定形式曾为而且仍为世界上一些国家所采用。法律确认使双方关系的模…     

由“中医存废之争”看科学争论的社会意义

作为科学争论的一种体现形式,中国近代以来产生的数次“中医废存之争”,为人们理解现代科学的社会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视角.从科学社会学视角对“中医废存之争”进行剖析,论述这种科学争论的历史演变、社会形态以及文化意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科学争论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伊朗政治进程中宗教领袖地位的演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国家领袖权威与诸多权力机构相结合,形成庞大的法吉赫体系,成为伊朗政治体制的核心。1989年宪法修订使国家领袖在宗教领域的弱势与政治领域的强势形成对比,引起人民对领袖性质及其职能的质疑。来自教俗两界的压力使领袖干预政治成为必然,其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起到的平衡作用,是领袖在处理宗教和政治关系上困境的表现。人民主权和领袖权威之间的矛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伊朗改革的渐进特征。     

从僧伽制度整理看民国时期政教关系--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集中探讨了1927——1937年政教双方在佛教教育、住持制度、剃度传戒制度等问题上的共识和合作、分歧和磨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的特点。     

政教关系浅议

一、政教关系的概念 在具体探讨政教关系之前,首先要明确教关系的概念。从根源上说,政教关系问 题的产生和 政教关系学 说的确立都 主要发生在 西方。随着 基督教传入 中国,有关概 念和学说也 被引入。在 西方语言中,     

同质化的经院哲学与儒学——以近代济南将军庙天主堂修院的异质宗教融合问题为例

本文以中国近代山东济南教区将军庙天主堂修院为例,讨论异质宗教融合问题。明朝中后期,天主教耶稣会于济南开教,并藉经院哲学与儒学在哲学属性、本原等级次序及超验性天论三方面的同质化,施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学术传教策略,"中国礼仪之争"爆发后,济南教区转由天主教方济各会接任牧职,并在济南府老城将军庙街购置土地建区牧养。通过分析方济各会在将军庙天主堂修院的建置选址及规划布局中秉承礼制苛规之史,探讨其是为传教士藉基督教神哲学辩证法论证基督教与儒学互融的客观物质载体,旨为异质宗教融合论的认知提供借鉴。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的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的反对,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进行了半个世纪,最后导致了中国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其起因主要是： （一）利玛窦传教思想引起的争论“礼仪之争”的导因是从对“尊孔祭祖”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主”与“上帝”等问题的争论开始的。但是,在当时的传教士中,并不是都如利玛窦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且一些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又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及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对利玛窦…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论民国时期的教制改革思想与政教关系的法律构建——以太虚的佛教教制改革思想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太虚的佛教教制改革思想通过僧数、宗依、整理制度和筹备进行等4个方面表现出来。太虚的佛教教制改革思想是要把佛教引入理性的发展轨道,虽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依然对民国时期政教关系的法律构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均颁布了一系列寺院规条,对寺庙财产、僧人登记等作出规定,形成了以政教分离为基础的关于政教关系的法律体系。     

元明清三代对帝师祭祀的多元接受与消解

帝师八思巴在元初享有至高政教地位,仁宗、英宗朝更推行国家帝师祭祀制度。期间帝师祭祀与蒙古字学的结合,以功利的实用性使其在民间得到维持和确认,地方层级在消解其政教意味的同时对其重新进行文化阐释。明初文人对历史的接受本具有通达的胸襟,明中后期朝贡制度的弊端引发社会对藏传佛教僧人的普遍反感,帝师祭祀及祀主八思巴作为历史权力象征因此遭到批判。阻碍元明文人对帝师祭祀的接受主要缘于儒释身份的隔膜和利益需求差异等现实困境,诸多社会事件亦促成偏见的形成。清代则更多将问题的焦点转向释儒之争,以此寻求道统的稳固与唯一,帝师祭祀及其相关范畴也难逃被消解与排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