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宽容

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共同公民身份观念,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回应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其中,族群性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者应该高度重视两个领域,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私人文化。为在政治舞台上获得支持而提出的理由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这使得社会主义者进入困境。为了逃出困境,他需要依赖于一种超越文化差异的共同公民身份意识。但是,这需要通过合适的背景体制来培育,政治制度自身和教育体制是关键的。社会主义宽容观的基础是没有理由压制少数观点和文化,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应该致力于培育一种共同公民身份感。     

民族文化中宗教和谐与整合的隐喻——以四川硗碛嘉绒藏族乡为研究个案

民族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贡献着有力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着多维精神资源。这种资源为促进社会整合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具体表现在民族的宗教性整合和宗教的民族性整合关系中。本文以四川硗碛藏族乡为研究个案,考察了硗碛藏族锅庄舞、丧葬仪式中蕴含的和谐宗教思想。文章得出结论:宗教的和谐思想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有利资源,这种整合是在宗教与民族两方面同步进行的:一方面,宗教作为和谐资源,被当成社会资本促进了民族的整合,这是宗教的民族性整合;另一方面,从社会资本在族群中建构与生产时,宗教和谐思想无疑成了族群认同与凝聚的资源,在此意义上的整合是民族的宗教性整合。     

身体的边界性与“去边界化”——基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和反思

医学人类学试图用心理-生理-社会的"总体"的身体,作为沟通个人与他者、个体与社会整体的中介。通过梳理医学人类学经典民族志,讨论了身体边界的象征性和符号化,权力、等级、族群、阶层等社会边界的"具身化",以及社会历史变迁在身体上的投射。21世纪以来,医学人类学通过一系列反思,试图超越身体的边界,达到革新社会范畴和社会秩序的目的,给社会和个人注入更多活力。其研究路径可总结为: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身体观-引入异民族文化和视角-拓展和更新现代医疗观念。     

政治忠诚的时代特征与道德实践

正政治忠诚观与一个国家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密不可分,东西方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忠诚的对象的不断演变,逐步在价值层面上蕴含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新时代,应借鉴吸收中西方政治忠诚理论的有益成分,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忠诚观,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政治伦理和凝聚力量、智慧和共识的道德基础。我想谈三个问题:政治忠诚的历史演变与时代     

文化与宗教的多元认同——以土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教遗俗“孛”为例

在族群共同体原生性社会认同的表达与维系方面,土族的萨满信仰遗俗"孛"通过界定和限制特定群体或个人的仪式性行为,构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边界来确保宗教内部合法性传统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这也是民间宗教践行的社会功能之一。此外,"孛"作为特定群体的民俗事项与族群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也是族群历史记忆与民间宗教信仰体系有效传承的场域。     

越南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变迁趋向

<正>一、引言越南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4民族)。在越南的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民族(族群)的文化是与越南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族群文化研究多年来受到民族学乃至各个社科领域的关注。大部分研究指出越南历经一个世纪的历史变革后,近几十年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使得越南民族文化乃至族群文化也随之变革,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价值的发挥与保存之间的不同冲突。     

脱域与调适——西双版纳景洪勐宋哈尼族丧葬仪式考察

丧葬仪式是少数民族宗教伦理和社会建构的重要行为,将血缘、亲缘和地域社会网络关系联结起来,成为解读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传承和变迁的重要文化模式。勐宋哈尼族丧葬仪式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社会文化行为的具体实践,通过族群关系的互动,促进社会关系的整合和调适,最终形成哈尼族内部治丧活动的社会系统。论文从勐宋哈尼族的历史与文化生态的"场域"出发,详细记叙了其丧葬仪式的过程,尝试分析勐宋哈尼族丧葬仪式的宗教隐喻与社会建构,反思丧葬仪式的功能性价值。吉登斯的"脱域"理论强调的是建构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而少数民族丧葬仪式的象征隐喻、社会整合和习俗惯制的调适,使"脱域"机制的形成仍具有调控性和稳定性。     

中国传统中三种共同体形态及其道德原则

对于人类来说,共同体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和家园。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地存在着三个无法忽视的共同体形态,就是家(血缘共同体)、国(政治共同体)和天下(开放性共同体)。家庭以血缘为核心,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守望相助,形成以血缘之爱为基础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意识;国家以政权为核心,通过对政治权威的尊奉,形成精忠报国的忠诚意识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天下作为一个开放性共同体,秉持"无外"原则,通过兼容并蓄,达到"天下一家"、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对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形态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而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亚维吾尔人文化传承的场景与媒介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维吾尔人移居中亚已有百年的历史,探讨其文化传承场景及媒介,有益于加深对文化多样性和本土化议题的理解。     

重思中国:国家之发生、国族之建构以及帝国之转型——基于儒家视角的历史考察

本文为笔者书稿之一章节,从王权与教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讨论中国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历史进程。文章认为,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的帝国形态,在郡县制的制度框架内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进行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因实施成本过高,二世而亡。汉武帝与董仲舒合作,通过吸纳儒家王道思想实现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确立了仁、孝的主流文化价值系统,从而以文治武功奠定了中国国家的基本格局,成就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汉族族群。     

地域标签与族群认同建构

一般认为,基于地域标签所引申出的地域人群范畴,与族群研究领域中的具体族群分类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尽管相关的族群概念不少都具备所对应的"地域"属性,但相反的,拥有共同"地域标签"的群体却并不一定就能被称为族群。然而有趣的是,在私下话语领域中,将地域人群与"族群"混用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于将这一标签与所指涉人群的文化表述、精神特质等联系起来。因而,从这一点来看,对上述两个概念间联系的进一步细分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旨在通过中国西北的一个具体个案来说明,地域人群概念与具体的族群之间切实存在着一种转化的可能,并且这一具体的转化可能并不需要相应的移民背景。     

身体、不良信念与文化认同的基本态度:从沙特谈起

本文尝试透过沙特(Sarte)的"不良信念"、"身体"(body)等概念以及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述来探讨文化族群认同的问题.在其主要哲学著作<存有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一书中"不良信念"与"身体"虽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脉络,但就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阐述沙特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除了整理出沙特关于族群问题的论点外,也藉此重新思索文化族群认同问题.     

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承受性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东西方文化社会发展差异对比 ,分析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 ,给资源和环境等方面造成负面效应 ,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始协调到危机冲突 ,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社会的可承受性。提出用东方古老哲理思想整合西方文明所带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弊端 ,走“天人合一”、“东西合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忠诚与幸福关系的论证

在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无法回避"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通过反思正义、智慧、节制等具体美德是否促进幸福来论证上述问题,但是鲜有人系统地论证"忠诚"与幸福的关系。忠诚对幸福的影响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视为对幸福不那么重要。我们试图从儒家伦理、美德论、功利论、义务论和积极心理学等维度论证忠诚对人类幸福具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尚未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忠诚与幸福具有因果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困境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有明显的地域历史性、民族性。它具有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是国家成员间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所在,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它都是社会平等、合作环境及机制的重要维系基础。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相互协作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家主权观、国家地域观与民族文化等传统国家实体性精神的基地。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治理需求提出"普世伦理"认同,诱导消解着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塑造良性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确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反对抽象的伦理普遍主义;在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条件、整合有效资源。     

从共生到共识：费孝通晚年的“补课”——兼论文化自觉的文明比较维度

费孝通先生晚年的"补课",既包括中学也包括西学,分别对应文化自觉内外用力的两个方面,本文着重考察了其补西学的一面。费先生之所以在耄耋之年花费极大的精力从帕克入手补西学,是因为文明比较是文化自觉的内在维度。费先生回顾帕克一生学行,看到族群接触中有共生无共识的问题是美国移民社会面临的根本困难。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美国的特殊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在经济层面已经连接成一个共生体系,在文化价值层面却远没有达成共识,反倒有陷入"文明冲突"之虞。如何再造一个与全球共生体系相配的共识体系?这是费先生晚年文化自觉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他看到西方的社会团结模式有其内在缺陷,无法提供再造共识的恰切方案,转而反求诸己,在儒家文明的根本理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希望,在全球化时代取中西之长,激活"克己复礼"的中国智慧,提出全球礼治秩序的"和而不同"原则,倡导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肯尼亚跨民族与跨世代的“国家文化”构建

在肯尼亚,要从一种尊重差异的共同认同出发构建共同体,需要跨越族群分裂和代际断裂两大鸿沟。2007年12月总统选举期间肯尼亚民族之间以暴力相向,今日肯尼亚人能否在价值和认同上具有共同理解?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建立一种共同的肯尼亚"国家文化"的要求往往被提出来。文章首先概述了奥科特·普比泰克、弗朗茨·法农、贝思韦尔·奥戈特和恩古吉·瓦·提昂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然后考察肯尼亚哲学家亨利·奥德拉·奥鲁卡的论述,奥鲁卡深受有关国家文化的论战的影响,推出了"智慧哲学"项目,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在肯尼亚国家文化创建中发挥作用。查温戈·巴拉萨接任了这个项目。最后,文章分析了肯尼亚大学界人士是如何努力描述和打造国家价值观的,相对于肯尼亚政府往往将文化视为旅游商品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视角。     

试析义乌穆斯林族群认同及其特点北大核心CSSCISSCI

"义乌穆斯林现象"是发生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国际性流动的典型社会经济现象。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构成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而群体的社会活动又具有跨地域和跨国主义的特征,他们不仅在社会关系上形成了在原住地和羁留地之间的具有共时性多股绞合的特质,并且建立起了一种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场域,基于此,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族群认同也因特殊的社会互动关系和多元性的社会身份而独具特色。     

香港基本法与国家建构——回归二十年的实践回顾与理论反思

香港回归二十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中期时刻",也是总结与反思这一宪制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第一个正式的基本法律,在保障平稳回归的同时,亦为回归后二十年香港繁荣稳定、高度自治及与国家的互惠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宪制保障。但由于香港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的复杂性以及香港制度模式所具有的西方因素,香港的"人心回归"及与内地、国家的制度整合过程遭遇到了多层面的问题与挑战,发生了占中对抗、旺角暴乱、港独宣誓等一系列超越基本法秩序及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激进行为,港独分离主义在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威胁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整体权威。香港基本法在法理学层面亦遭遇到本地司法与国家法理之间的错位和冲突。香港基本法的国家建构之维在价值与制度上未能充分展开,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及香港社会的有机性宪制连接未能充分建立。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科学的宪制方法论,香港基本法作为具有高度弹性及可塑性的宪制安排,在面对当前多重挑战过程中亦逐步积累起新的认知、共识与制度经验,加之国家经济战略拉动与依法治港的理性深化,2017之后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仍然可以相对乐观地加以预期和规划。     

佛教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影响

佛教文化在推动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物文化的严重弊端也开始显现。现代性危机归根到底是一场"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是物文化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只有我们的文化精神超越物文化、达到新的层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场危机。文化精神的向内超越,必须借助于丰富深刻的智慧见地。在东方文化的土壤中,这种内向的心灵智慧发展得尤其充分,东方圣哲们的智慧结晶共同构成了"心文化"的主要内容。这场朝向内心的伟大进军势必开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