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中的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

近现代是一个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相应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特别是更多地面向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可将其称之为入世转型。这里的“入世”并非意味着近现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没有“入世”的面向,恰恰相反,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又有着与历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它是对大变革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回应,也是中国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结果,是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续与创新,是佛教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更好地展示其独特价值、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努力与开拓。佛教通过与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互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教关系、组织管理、思想观念、佛法义理、僧伽教育、宗教实践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呈现出曲折的历程和多向度的路径,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间佛教与未来社会”研讨会纪要

正2017年12月23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什刹海书院协办的2017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北京广化寺东院)举行。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始于2014年,每年一次,选取一个佛教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主题进行探讨,旨在以佛法之智慧来关切当下之现实社会。今年为第四次会议,主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间佛教与未来社会"。     

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根源与时代意义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佛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创造性吸收和发展的过程。本文认为佛教中国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在精神上相融相通,二是佛教为中国社会之所需。文章从政治、佛教义理、僧团制度、民众信仰、文化交流等五个方面,概要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容,认为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应该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负时代,发挥其应有的积极贡献。     

理念转换与机制革新:近代以来北京佛教变革中的社团建设

民国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历史转折点,不仅改变了明清佛教之积弊陋习,而且孕育了现代佛教的思想理念,开拓了佛教社会化的发展道路。从佛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佛教在社会化之中充分发挥弘法利生的社会功能,减少与社会民众的隔阂,消除佛教在社会中的负面形象,既保证了自身的生存空间,也促进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为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更广泛的前景。因此,本文立足于前贤研究之基础,从宗教与社会交互影响的角度,探讨近代以来佛教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僧团的理念转换,以及佛教中的社团建设,最后集中讨论民国佛教变革的社会意义。文章认为:近代以来佛教的社团建设、社会化服务,并不必然导致佛教的世俗化。佛教随顺时代潮流而积极入世,更能体现佛教与社会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关系。     

未完成的现代转型：都市佛教的发展阶段论及其当代性问题

中国都市佛教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以道济为代表,传统都市佛教凸显空间性,即都市与山林作为对立范畴的独特意义;以太虚为代表,近代都市佛教凸显合法性,即佛教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应和;当代中国进入消费社会以来,都市中普遍出现的以商业诉求和旅游形态为主要表现的佛教,是都市佛教发展的第三阶段。前两个阶段的都市佛教解决了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而第三阶段的都市佛教则全面介入了世俗生活。第四阶段的都市佛教应该超越前三个阶段,以对世俗生活的有限介入,通过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复兴宗教体验,形塑宗教记忆,从而起到缓解都市生活节奏的重要作用。在后工业社会与数字媒体时代中,佛教的现代转型应保持未完成态,从而显现出新的属性。     

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为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而作

法师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卓绝地从事佛教的事业,不但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如同历史上的所有高僧一样,法师不仅是法门龙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他的讲经说法,他的慈善救济,他的修行实践,既是个体生命的自由的确证,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命的确证。在中国佛教的高僧序列中,真禅法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他所为之奋斗的佛教事业,也是我们在座各位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对他的理解也许会更为真切。通过他而思考我们时代的佛教,进而发展我们时代的佛教,就是对法师最好的纪念。作者提出我们从真禅法师可以联想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思考。佛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真正价值,常常或者被人们所忽略,或者被人为地加以扭曲,佛教有时被看成只是一种有借鉴或利用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文化资源”,而作为遗产或资源的最大价值也只是创造经济效益。在“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应该摆正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必须解决如下的观念问题:第一,必须正确理解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第二,必须正确理解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作者为现实中的佛教,提出一种称作“宗教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设想。作者认为当代中国佛教,在现代性的刺激下,开始获得现代性的形式。“人间佛教”便是现代中国佛教最为积极、最具有现代性的成果之一。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国佛教的和谐发展,作者提出几点看法:首先,要加强佛教的理论建设。不仅要对佛教教理的哲学阐释或新的佛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尺度上提出佛教对现代生活各个方面的系统的思想观点。其次,要加强佛教的制度建设——不仅是僧伽制度,还包括与佛教有关的社会团体制度的建设,以及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合理的制度设计。第三,要加强佛教教育。佛学院应不仅限于招收入僧人,也应对居士开放。第四,要加强佛教界与世俗社会的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佛教界不仅应与佛教学术界的加强交流,佛教更应积极地走入社会,化导众生。佛教对社会问题发表观点并不违背政教分离的精神,而是突出佛教的现代性,增进广大佛教信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创造历史的热情。     

西双版纳土司时期南传佛教身份叙事策略——兼佛教中国化的思考

<正>中国佛教协会在《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中指出：“今天,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不是已经完成的历史,而是当前和今后我国佛教传承发展的时代大势与前进方向,是一个伴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汲取我国古代佛教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使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摆在全国佛教界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1]宗教中国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     

韩国曹溪宗比丘尼教育概况

一、曹溪宗概况以及佛教的社会影响(一)曹溪宗的历史及宗旨大韩佛教曹溪宗之创始可追溯到新罗时代(公元668-901年,相当于中国唐代),由道义国师[1]开创迦智山门,经高丽时代的普照国师[2]重阐、太古普愚国师统摄,曹溪宗正式创立。     

新时代的杭州僧团

法不孤起,仗缘乃生,佛教就是在与时代和社会的不断适应中传承与弘扬。杭州市佛教协会的这些探索,其实是中国佛教界自身建设的缩影。而佛教僧团,也就是这样在与时代和社会的不断适应中,历久弥新。     

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正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伴随着救亡图存、振微起衰的时代浪潮,风雨兼程,艰难行进。当代中国佛教教育从1956年中国佛学院创立至今,经行在传统与现代的教育版图中,依然面临着时代的机遇与社会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佛教教育只有敢于接受挑战,才可能抓着机遇,焕发出勃勃生机。首先,我们来看机遇:第一,"中国梦"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态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为佛教教育的振     

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让佛法走进我们的生活——读济群法师“人生佛教丛书”

这是历经两千年风雨洗礼的佛教在华夏大地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全新时代,而且这种世纪转型时期的挑战具有前所未有的性质。佛教所面临的冲击势如惊涛骇浪,渴望继承与发展的佛教仿佛逆水之舟,抗拒末法时代涌现的无数种外道邪说。无论是新的知识格局,还是新的信仰群体,都要求或者迫使佛教在教理教义的最深层,于法理中寻求与新世纪精神契合的交点,井交互生成新的精神因子,为俗世大众提供日常的精神营养,导引群迷。而佛教能否承担起这种新的使命,能否使佛法与时代相契合,已经成了前进轨道上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值得庆幸的是,佛教界早已…     

人间佛教与当代伦理——“第四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佛教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间佛教就是近现代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一种崭新的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为了进一步探索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方法,发挥人间佛教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由香港佛光道场赞助,     

试论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理想

正太虚大师(1889-1947)是近代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领袖和改革家之一,他继承融汇中国佛教传统,志在革除佛教在封建时代所附着的尘垢和弊端,力图引导其能契理、契机地适应新的时代,走向现实人生,化导社会、人心,被誉为"近代佛教的马丁·路德"。太虚大师还是继杨仁山居士之后,具有世界佛教视野的又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组织创办了"世界佛学     

太虚大师佛法护国思想与实践

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旗帜性人物,于其时代开演"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之理论,进而力推中国佛教近世改革,这与其对《仁王经》的理解于义理上或有一贯性。此外,太虚大师对佛法护国思想的理解亦非仅仅停留理论层面,更于战火年代奋身践行。大师所言所行,实为近世佛教之模范。     

近代中国佛教教育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被推翻,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佛教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相应发生着巨变。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为了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佛教是“鬼的宗教”与“死人的宗教”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同时,佛教界为了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使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面向21世纪的中国佛教

一 佛教在进入中国二千年来的时空条件中，不断地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与时偕进。但可变的是佛教之“教”，不变的是佛法之“理”。不变谓之“契理”，可变谓之“契机”。一味的佛法，在中国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发展，从来就是不平衡的。正是这种时空不平衡性，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观察范例。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以太虚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和批评。这种来自教界内部的反省和批评，或侧重于转“机”，或侧重于洁“理”，由此产生“人间佛教”和“批判…     

佛教“孝道”思想的践行

一、佛教"慈爱"与"孝道"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之后,就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思想和内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佛教同样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很多方面更有甚之。     

评《星云八十:学者看大师》

人间佛教是佛教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特别是现代社会中坚——市民阶层的宗教需求而进行自身改革,以期提升人的精神品格,净化社会的20世纪中国佛教智慧的结晶。她继承着汉传大乘佛教的优良传统,其影响至少已扩展到全球华人社会。人间佛教的源头在佛陀时代的原始佛教,而进一步强调了佛教本有的     

巨赞对太虚思想的实践研究

巨赞是中国现当代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之一。其佛教改革思想继承了太虚佛教革命思想的精神、主旨,及其“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核——大乘菩萨行,并注入了更多现实性因素,可谓太虚佛教革命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它在根本上推动着佛教与人生、时代、社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