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女性伦理观与道教女性伦理观之比较

汉传佛教女性伦理观与道教女性伦理观既存在歧异又存在契合.由于文化渊源及宗旨的不同,对于女性形象,汉传佛教持“女性卑污论”,道教持“女性崇高论”;对于制度修行中的男女地位,汉传佛教奉行男尊女卑,道教力求男女平等;对于人的情欲与生命,汉传佛教企图杜绝欲望及厌弃生命,道教正视欲望及看重生命.然而,由于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过程中佛道相互吸取对方思想,这又使得它们都赋予女性成就理想人格之权利,强调女性的心性修养、重视戒律对女性的约束功能、推行轮回果报与“功过格”.     

热播剧中女性形象的传播偏向——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

从近年来热播电视剧中抽取女性形象随机样本,引入“女性形象建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他律共同作用之下,近年来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社会、经济地位虽有大幅度提升,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污名化、“被看”等情况.对于已然存在于女性形象之上的传播偏向,外在地位的提升并不足以遏制这一趋势.反之,强化女性的内在性别意识和性别认同,避免被男性同化成为“男性化的主体”,确立女性形象自觉的主体存在,或许是应对电视剧中女性形象传播偏向的有效途径之一.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女性伦理观之比较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女性伦理观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处。作为印度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主要发扬传系,这两者都秉承了大乘佛教的男女终极平等思想,提出女性成佛论;同时,为了迎合世俗社会,它们都持女性卑污论。然而,由于对女性的歧视程度不一,在女性成佛途径上,汉传佛教要求女性转身成佛,藏传佛教允许女性即身成佛;在两性关系上,汉传佛教主张阳尊阴卑,藏传佛教倡导阴阳双合。     

归依三宝是在家居士学佛修行的入门基础

佛弟子中大分两类,一是出家众,二是在家众。出家众中,若是受了具足戒的男性学佛者,佛教称为“比丘”,新译为“苾刍”;若是受了具足戒的女性学佛者,佛教称为“比丘尼”,新译为“苾刍尼”。在家众中,若是受了三归五戒的男性学佛者,佛教称为“优婆塞”,新译为“邬波索迦”;若是受了三归五戒的女性学佛者,佛教称为“优婆夷”,新译为“邬婆斯迦”。“邬波索迦”是梵语upqsaka的音译,“邬波”意译为“近”,“迦”意译为“事”,“索”是男性的通称,若是“斯”,便是女性的通称了。而“邬波索迦”与“邬婆斯迦”,实际上就是指亲近承事三宝的在家男居…     

The Sentient Reflexivity of Buddha Nature:Metaphorizing Tathagatagarbha

佛性或如来藏(梵文tathagatagarbha)是佛教哲学体系和教义里一个具争议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谁或什么具有佛性”、“佛性是怎样显现的”,以及“佛性在佛教解脱论里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在佛教实践中及佛学研讨里是一系列持续的论题.本文作者基于自己对佛教文献的解读希望表达三个有关佛性的论点.首先,佛性与其所谓的反面“众生”(sentience)是不分离的.第二,佛性不是一样具型的东西,或是某个过去的或隐藏的精神状态,而是一个当下的、持续的生命神识状态.第三,佛性在经文里是一类使用隐喻和譬喻的启发式(heuristic)辩术方式,其目的是激起佛教徒或任何对佛家哲学思想有兴致的人对自身的生命状态进行内在视觉上的观想作用.     

佛教的“二谛”理论及其历史意义

本文对佛教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考察,即：印度大乘佛教的“二谛”理论、印度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二谛”理论的主要区别、二谛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二谛”理论在佛教发展史上的主要作用和历史意义。     

佛教幸福感的心理学解读：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

幸福感是文化定位的,因此幸福感的研究必须本土化.佛教是影响中国人最重要的三种文化传统之一,正确理解佛教独特的对于幸福感的理解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幸福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笔者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梳理,重点阐述了佛教对幸福的认识是“苦乐圆融”.佛教“苦乐圆融观”主要从“苦受”和“乐受”两方面入手,其核心是“苦受”,关键在“圆融”.最后,通过与西方幸福感研究的比较,加深对佛教“苦乐圆融观”的理解.佛教幸福感的研究作为一个新思路,不但丰富了幸福感的研究,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从八敬法看佛教女性观

<正>佛教对男女两性的差别对待,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现代提倡女性解放、两性平等的文化和社会风潮下,针对比丘尼众制定的八敬法,近年来尤其受到佛教内外的关注,许多研究者认为八敬法突出表现了佛教对女性的歧视,教团内部也尝试对"八敬法"等比丘尼规范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社会。《中本起经     

尼众秉承大爱道 精勤持戒证菩提——《比丘尼传》述评

中国五千年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可以谓之“根深蒂固”也。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不断与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发展，其对女性的看法和认识也一直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就拿佛教出家人所守持的戒律来说，男性出家人要受二百五十条比丘戒，而女性出家人要受三百四十八条比丘尼戒，数目多出近一百条。     

语言与愤怒——对《边界》主人公克莱尔的女性主义话语分析

苏珊·格拉斯佩尔在《边界》中的女性话语试验展现了其最具先锋性的一面.剧中克莱尔的话语将其女性经验完全暴露在外,一方面成为克莱尔以“他者”姿态对抗父权体系的武器,另一方面又造成自我与他人交际的失败,并最终导致克莱尔的失控与疯癫.以女性主义话语理论分析克莱尔话语的女性特质,以及此种女性话语对克莱尔人际关系与命运的影响.     

以“法布施”为核心的都市佛教社会福利实践——以台湾法鼓山前十年为例(1989-1999)

本文尝试以台湾法鼓山的佛教社会福利实践为例,分析“法布施”在其创建前十年中的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意义.法鼓山自1989年以来在社会福利事业建设上卓有成效,而以佛教教育为核心的“法布施”是其佛教社会福利的主要平台.法鼓山以“人间佛教”的理念为基础,以多样化的社会教育和实体化教育、僧团教育和信众教育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法布施”体系,体现了都市佛教早期社会福利建设的若干特点:社会教育的介入性强,组织形式富有时代感、延续性和叠加性;实体化教育学术倾向明显,紧扣国际前沿,易于树立话语权威;僧团与信众教育之间相互补充,形成自下而上的独特组织结构.这些对大陆沿海地区佛教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汉传佛教“方便智”研究:其内涵、分类、修证方法与功能

在佛教发展史上,“方便智”的思想内涵经历了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转变,最终成为大乘菩萨行者重要的修行内容之一,是菩萨从六地登七地之关键.本文考察了以善巧方便思想作为主题的汉传佛教经典,系统地分析了“善巧方便智”的内涵、与“般若智”关系之七种诠释、三数类9种分类,以及显、密二种修证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主要功能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现代性的诠释.     

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

本文试图重构“西夏汉传佛教系统”,认为西夏佛教基础是辽代“圆教”信仰.此信仰基础来自于晚唐华严思想,可见西夏汉传佛教以“华严信仰”为主.西夏有两个佛教传统,即是“官方”佛教与“民间”佛教.前者最早传入西夏,思想基础为汉传佛教；藏传传统传入时代较晚,最初流传在民间.在西夏“判教”体系中,语言标准需要由“官方/民间”的标准加以补充.“官方/民间”佛教成为西夏佛教之“大传统”.     

《周易》女性伦理的阴柔内涵

《周易》以坤卦取象,展现了女性“处下”、“阴柔”之道.女性的柔顺、贞洁、温厚、安正、博大等美德是女性阴柔内涵的重要表述.这些女性伦理阴柔观念的产生,与坤阴所处的位置是密不可分的.坤阴的“处下”位置与天、地的自然现实相符,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没有地位上的歧视.《周易》本真的女性阴柔观念有着健康而丰富的伦理内涵.与“坤”相匹配的“柔、顺、温、安、正、厚”等特性,以其信息含量极大的内容充实和发展着女性伦理的阴柔内涵.     

伊斯兰教法中的女性继承权:以国际人权法为视角的评价与反思

长期以来,以西方人权观为主流话语的国际人权法对于穆斯林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多有指摘,并将导致这种“歧视性”现象出现的根源归咎于伊斯兰教义本身.这种话语霸权建构在拟制的普世价值基础上,忽视了伊斯兰教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前提,更忽视了伊斯兰国家独特的文化与习俗,从而无法在根本上获得穆斯林社会的认同,更无法切实推动穆斯林女性法律地位的提升.事实上,伊斯兰教法确认并保障女性享有继承权等重要经济权利.相较于当时所处社会、历史环境而言,这是一项重大进步.和空洞的人权批判相比,为提升穆斯林女性法律地位、扩大穆斯林女性权利范围寻找“体制内”路径更为现实.     

从新疆吐鲁番出土壁画看景教女性信徒的虔诚

本文首次探讨了叙利亚基督教东方教会入华后景教女性的信仰虔诚问题,在原始文献奇缺的情况下,利用吐鲁番出土壁画中女性形象作为切入口进行了初步研究,涉及到东方教会东渐过程中女性信息缺失的原因,在与唐代佛教女尼、道教女冠、摩尼教女性神职人员等诸种宗教中传教者的比较下,更凸显景教女性是温和的信徒,她们对教会的虔诚和家庭的忠诚以及她们谦虚的美德,一直是基督教东方教会的重要成员,唐代洛阳景教教团为安国夫人所立经幢追思就是明证。作者指出各种宗教都把争取女性作为扩大自己影响的主要目标。女性对宗教的积极投入和虔诚信仰,是各大宗教的能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宗教为女性内心的发展与灵魂的解脱提供了途径,并不断加强与女性信教者的联系,才能达到各自的全面发展。     

从《达摩流浪者》看“垮掉的一代”作家对佛教的接受与误读

“垮掉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社会、文化运动.佛教为“垮掉的一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杰克·凯鲁亚克被称为“垮掉之王”.他的小说《达摩流浪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佛教观.凯鲁亚克、加里·斯耐德等人接触到佛教诸多方面的内容,但他们对佛教的接受又具有明确的选择性；他们对佛教基本概念的理解大致正确,但同时对佛教的核心理论又存在相当程度的误读.     

民间佛教基本结构解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民间佛教”具有相似含义的“民众佛教”、“民俗佛教”、“世俗佛教”、“庶民佛教”、“信仰型佛教”、“香火型佛教”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论述的重点主要在于敦煌世俗佛教和明清的民间秘密宗教,研究方法局限于文献学和田野调查两种。因而,很难窥探民间佛教的基本体系。现在应用唐宋笔记小说、石刻碑文、方志、敦煌文献等资料的基础上,厘清唐宋民间佛教的基本结构,以此进一步认识民间佛教的基本特性及其在佛教史中的地位。     

西夏佛教与汉藏圆融

本文从宗教史、文献学等方面讨论西夏时期的“汉藏圆融”佛教。作者提出“广义”和“狭义”的“汉藏佛教”概念,并为之进行讨论。本文集中在“狭义”的汉藏佛教,并为之采纳不同西夏佛教文本中的材料佐证。作者认为汉传和藏传在西夏时期有比较广泛交流,无论在西夏文佛教词汇或文本义理内容皆可见其痕迹。从思想架构角度观之,汉藏圆融的基础为汉传华严思想,主要是澄观和宗密的思想典范,即是所谓“性起/缘起”的架构。藏传佛教密法属于“缘起”范围。     

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中的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

近现代是一个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相应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特别是更多地面向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可将其称之为入世转型。这里的“入世”并非意味着近现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没有“入世”的面向,恰恰相反,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又有着与历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它是对大变革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回应,也是中国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结果,是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续与创新,是佛教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更好地展示其独特价值、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努力与开拓。佛教通过与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互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教关系、组织管理、思想观念、佛法义理、僧伽教育、宗教实践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呈现出曲折的历程和多向度的路径,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