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谈韩非《解老》中两个有争论的问题

《韩非子》中的《解老》篇有两个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一是《解老》开头几段文字对仁义礼智等儒家思想的评论,与韩非反儒的思想是否存在矛盾;二是在“工人数变业……”一节说“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与韩非“法与时转则治”的变法主张是否抵牾。有不少学者把这两个问题归结为《解老》同韩非思想体系的矛盾,主张把《解老》从韩非作品中分离出来;也有学者认为《解老》实际上是“以儒解老”。由于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韩非的基本思想,又涉及到《解老》的真伪,所以有必要提出来予以讨论。     

道教义理与《韩非子》

《韩非子》,古题韩非撰。韩非是战国末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现存古籍中,记载有韩非生平事迹的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表》、《战国策·秦策》、《论衡·祸虚篇》、《论衡·案书篇》。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谓:“韩非者,韩(战国时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东南部)之诸公子也。喜刑(通形)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善蒋书,“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有人传其书到秦国,秦始皇很欣赏韩非的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与韩非都曾是荀子的学生,李斯     

荀韩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兼论荀况所属学派的性质问题

荀况与韩非都是战国末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是公认的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他吸收了前期法家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和慎到重势的思想,建立了以法治为主体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对此,学术界的意见向来是没有分歧的。至于荀况所属学派的性质问题,至今尚无统一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在     

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论《韩非子》的内在逻辑

一迄今为止,在对《韩非子》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韩非是否性恶论者?韩非的道德观是否属于非道德主义?《韩非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势治、法治还是术治?秦朝的灭亡是否意味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治国思想的彻底失败?等等。学者们对《韩非子》的认     

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

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王克奇墨子思想上承孔子,下启老子和韩非思想。孔墨皆法先王,重经典,以仁义道德为价值取向。“兼爱”对“仁爱”的超越,形成了儒墨两家的区别：儒家重视“仁义”的自娱作用,墨家则注重“仁义”的利他作用。墨子与老子在学术上的先后继承...     

齐文化法德统一述略

在对待法治与德治的问题上 ,先秦诸子看法极为不一。从总的倾向上说 ,孔子主张以德治国 ,以仁主治天下 ;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 ,行仁政而王。他们重视道德教化而忽视法治的作用。与儒家根本对立的秦晋法家则极力反对以德治国的主张 ,商鞅提出 :“任其力不任其德” ,“不贵义而贵法” (《商君书·错法》) ,韩非也反对以德治国而主张“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子·显学》) ,从而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齐文化有别于孔孟之儒与秦晋法家 ,主张法治与德治统一 ,法制与德教并举 ;二者兼施并用、相辅相成。这是独具特色而且最为全面的治国理论。今天用…     

荀韩李之比较研究

<正> 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李斯都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和韩、李虽为师生关系,但他们的思想学说却颇不相同。因为韩、李曾经师事过荀子,所以向来不少论者认为韩、李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治思想,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有人明确提出,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史上由礼到法过渡的桥梁。有人把秦始皇、李斯所实行的一套政策,也说成是来源于荀子的学说,甚至把焚书坑儒的责任也算到荀子的帐上。谭嗣同指责荀子的思想“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仁学》)。梁启超也说:“曾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李斯坑儒,     

试谈孔子的“人治”与“礼治”思想

当初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与“礼治”,但并非轻视“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并非不重视“人”的作用。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孔子确实十分重视“人治”,即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以法度治国,孔子提倡的“礼治”实为以法度治国。孔子的“人治”、“礼治”思想为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治”与“人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借鉴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王船山论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

船山学研究史上,关于船山是“人治论者”还是“法治论者”一直聚讼不已,其中的关键在于没有把握理解船山法治思想的钥匙,即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船山法治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在于船山认识到了法治与政治权威之间互动的关系。这一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船山声称“任人任法,皆言治”,揭示了政治权威与法治的辩证联接;第二,船山主张“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强调了政治权威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第三,船山宣扬“法善以待人,则人之失者鲜矣”,凸显了良法对于制约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才是正确理解船山的法治思想的关键,而不应该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先德后刑与先刑后赏：两种早期刑德学说的比较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阐述了一种“先德后刑”的刑德相养理论,有的学者以韩非的“刑德二柄”加以解读,认为二者同义。法家讲赏罚,以商韩为代表。商鞅之学在这一问题上,主张“先刑而后赏”。虽然黄老的“先德后刑”与商鞅的“先刑后赏”有相通之处,但黄老刑德概念的内涵远大于刑赏,二者在天人关系、人性驱动论等方面,也具有本质区别。韩非的“刑德二柄”与商鞅的刑赏治术并无二致,“因道全法”也非黄老思想。黄老刑德与商韩的赏罚之术并非同一思想体系,而《管子》务时寄政的“先德后刑”之说则颇具黄老学的气质与特征。通过对“先德后刑”与“先刑后赏”这两种早期刑德学说的比较分析,可以理清黄老与法家之间的思想纠葛,明确黄老刑德学说的思想独立性,并由此管窥战国时期的天人关系。     

"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齐国商业道德思想刍议

齐乃重仁尚德之地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东方有君子之国……其人好让不争”。长期的重德传统 ,积淀了丰富的道德思想财富。其中 ,商业道德思想 ,虽因商业当时被列为末业而少载史册 ,但从零散的资料记述或折射中 ,尚可见其轮廓之一二。本文拟就此浅论其大概 ,意在寻求其中有借鉴意义的部分 ,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姜太公入齐之后 ,施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把商业列为国家经济主体部分 ,他说 :“大农、大工、大商为之三宝……三宝完国乃安。” (《六韬·六守》)齐国继承发展了他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 ,至战国间称 :“商不出…     

《管子》箴言选介

正管子有“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之称,《管子》一书中有许多能给人教益的箴言。“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出自《管子·明法第四十六》。公元前6世纪左右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概念,比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观念还要早三百多年。此后,“法为治具”成为历代的一贯认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出自《管子·霸言第二十三》。管仲作为历史上首个提出“以人     

论传统道德及其现代承转

一、从“为政以德”思想到“以德治国”方略 (一)为政以德思想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把道德教化比做是众星环绕的核心北极星,这是儒家对德治思想的形象比喻。按照《论语疏义》的解释:“明明德以亲民,本仁心以施仁政,保民而王,非自求尊荣与富贵也,是谓为政以德。”这里“为政以德”要义有三:一     

《管子》的法教统一观

先秦时代,关于道德、教育与法律、刑政的关系,儒家与法家曾经有过争论。儒家宣扬“德治”,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对于法律的作用估计不足。三晋的法家如商鞅、韩非强调“法”与“势”的重要,把法治与文化学术对立起来,认为道德教育都是毫无价值的。两者都陷于一偏。惟有齐国的法家学者以《管子》为题的著作,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法律与教育的统一关系。这是先秦时代最全面的政治思想。 (按《管子》     

论《管子》法治文化软实力与当代社会治理

《管子》法治思想萌生于先秦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总结并汲取了先秦诸多法家学说的基础上,糅合了齐国历史现状与社会变革需要,形成了独具特色兼有开创性与时代性为一体的法治思想。管仲等适应齐国社会变革与社会治理的需要,确立了"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的法治核心,践行了"以身先之""法不二"的法治原则,形成了《管子》的法治思想体系。《管子》法治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伴随者齐国的历史崛起,影响深远,其所倡导的"德法结合"的法治精神,对当代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下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与指导意义。     

“道”与“德”、道德与非道德——韩非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认为韩非为非道德主义者的观点,从古至今不绝于耳,然其理论依据、逻辑推理及研究方法皆存在不足。韩非所用的"德"与历时语境中的"德"以及当今所用的"道德"一词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别。道德的内涵与外延因宏观的时代背景、微观的具体情景以及主客体关系的不同、所受到的多重政治必然性的实践抉择的不同而产生了多元复杂的道德关系,也导致道德的初始目的与最终目的之间存在着错位,同时考验着道德主体的道德辨别能力和抉择能力。法治是当时明主体道行德的最佳体现和必然选择,明主作为媒介通过法治最终达到的最高治世理想与对人民实现"常德"的目的进行了融合和统一。道德经过韩非思想的过滤之后变得更为复杂与精妙。     

略谈孔子"论政"——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

本文考察了孔子“论政”和孟子“仁政”、荀子“礼治”以及儒家经典《大学》、《礼运》、《祭义》篇与《孝经》等所体现的政治与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政治与伦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评述了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对政治与伦理相互关联的认识和论述。认为对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应给予历史主义的科学评价,肯定其所包含的民本、民主、贵民等积极因素,借鉴其德治与法治统一、个性完善与社会完善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统一、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统一的安邦治国的慧识,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