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的名教思想

<正>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潮。玄学中的名教思想是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综合,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的重要内容,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揭示玄学的本质。汉代以还,所谓“名教”,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而“三纲五常”则是其核心,     

魏晋名教与自然论笺

“名教与自然”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思想家们常常论及的一个问题,表现在魏晋时期更为突出,照陈寅烙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法：当时“凡号称名士者其出口下笔无不涉及自然与名教”之问题。一、无不涉及名教问题之由来为了说清这点,先从“名教与自然”中的“名教”之含义说起。“名教”从广义上说是指一种由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礼教道德,如汉魏名士蔡器宗庙之议所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后汉纪》卷二十六）,南朝郑鲜之所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宋书·郑鲜之传》）。这里的“名教”具有名词特征…     

《魏晋名教与自然之辨的伦理意义》

本文是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我国魏晋时代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魏晋名教与自然之辨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名教之“名”,指名分、职分,即人们在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名分！名教之“教”,指教育、教化、感化。名教就是以名为教,即对社会各等级的人们所实行的安于自己名分和职位的教化,其主要内容就是由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政治规范、各种礼义制度以及关于这些规范、制度的理论。“自然”,原是先秦道家的用语,在魏晋玄学家那里,自然与名教相对,其主要含义是人性的“自然”     

自然与名教关系的重建:玄学的主题及其路径

三国两晋之世,自然与名教产生了严重的分离。这种分离,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病,它体现着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如何调整或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使双方获得协和与统一,成为玄学的中心课题。在玄学乃至先秦老庄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具有特定的意涵。自然是一个本体性范畴,意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一方面指天地万物的自然无为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指人的纯真本性。名教则指用来维护宗法等级制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所谓“仁义礼法”或“礼乐刑教”。自然与名教之辨至少关涉两个问题：其一,名教是否符自然之理想…     

玄学的主题:自然与名教之辨

玄学作为先秦老庄之学的继续,其自然和名教具有特定的意蕴。自然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意为自己而然,本来如此,一方面指天地万物的自足无为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指人的纯真本性。名教则指用来维护宗法等级制的政治人伦原则,所谓“仁义礼法”或“礼乐刑教”等。自然与名教之辨至少关涉两个问题：其一,名教是否符自然之则而有其价值;其二,在名教中能否安定人的生命而使人的心灵有其自由。汉代提倡名教之治,名教确实起到维系政治人伦的作用,但名教后来发生异化。相当一部分土人把名教当作追求荣名利禄的工具;另一部分上人有感于名教堕落及…     

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吗?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家们所深为关注的问题。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进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前人的基础上,郭象对此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后人以“名教”即“自然”来概括郭象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认为任了自然,也就遂了名教,尽了名教规定的义务,亦尽了自然之性,并指斥他以此为腐朽的门阀士族制度辩护。对此,作者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进行论述,以就正于方家。一、名教乃自然之迹所谓“名教”,就是将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谈”,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论王弼自然与名教之辨的基本义蕴及理路

论王弼自然与名教之辨的基本义蕴及理路高晨阳魏晋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之辨。王弼在其老学中所进行的其本工作,就是依据他所发明的崇本息末观念,沿着以无摄有的理路,通过创造性地诠释《老子》,打通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实现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具体地说,王弼的基本...     

大道无系 至教双遣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34-37章中的自然、名教观

正自然与名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士人探讨争辩的对象,重玄学在其中萌芽发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成玄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的基本特性1.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探究自然之道和名教的关系,解决"道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决定二者关系的基本条件。三十四章中:"大道汎,其可左右",成玄英释汎为无系,指出道的普     

文笔之辩

一、文笔之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文学意识的自觉,文章的创作也到了空前的广度。由此应运而生了“文笔”这一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范畴,文笔之分不是凭空而至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渐次推演产生的。从先秦时期的文史哲不分,经两汉时期的文学文章之别,到魏晋时期盛行编选文章集刊,骈文的初步形成,人们逐渐意识到了文体类别,进而愈加精细的展开了文笔之辩。     

发天道以建人文──作为中国文化之理论基础的道家道教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中华学术可综括为天人之学。天是天道,亦即自然之理体;人乃人伦,张而为文明之别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天人之学的内涵有所不同,表述天人关系的概念也因之发生变化,如先秦两议议天人,魏晋谈自然名教,唐家论心与道、性与理、太极与人极等等,反映出文化的历史发展。但发展中有其不变的宗本,即“天人合一”这个基本的文化观念。天人关系既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也是传统文化体系的皇建之极。产生于中国的各家各派学说,不管差别有多大,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探讨天人关系;由域外传来的各种…     

郭象玄学的政治理想:“治之具”与“治之道”的统一

西晋元康时期,为纠正"贵无"派产生的虚无放诞弊端,郭象将"治之具"看成是圣王遵循"治之道"的自然结果,强调"道不离器";为缓解"崇有"派导致的名教严重异化现象,郭象将"治之道"看成是圣王实施"治之具"的价值主导原则,强调"即器求道"。此外,郭象还以"迹"与"所以迹"来说明"治之具"与"治之道"的关系,并认为二者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显露和被显露、呈现和被呈现的关系。这就肯定了"治之具"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确立了"治之道"的价值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郭象提出了"治之具"与"治之道"相统一的"君主无为即臣民自治"的政治理想,为调和当时社会的"贵无"与"崇有"两派以及缓解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套理论方案。     

嵇康、阮籍的人生理想及其美学意蕴

身处魏晋更替之际,嵇康、阮籍表现出诸多相同点,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理论上,他们推崇"心"、"神",强调超越名教束缚,任运自然本性,落实到诗文作品中,他们反复描写的是一种超尘越俗的自由之境。这对于中国美学在中晚唐之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自由之境可以说是此后中国美学的基本追求。     

魏晋伦理思潮对服饰风尚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玄学兴起,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明教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受伦理思潮的流变影响,服饰礼仪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出现不合名教礼制的反叛和个性化发展.研究魏晋时期的服饰风尚,可以使我们从服饰和伦理两个层面把握传统文化,为当前服饰时尚审美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参考.     

从“道性自然”到“道率万物之性”——汉晋道家对道与自然关系界定的变化

学界对汉晋时期道家的个案研究较多,但从整体上把握,特别是从道与自然关系的转变来研究汉晋道家的则不多。汉代《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明确提出了"道性自然"观点,认为自然是道的自然、道化生万物和治身治国都要遵循道的特点——自然。魏晋时期的王弼、郭象则认为,自然是万物的自然,万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遵循万物之性的结果;同样,治身治国也要以人之自然本性为准则。汉晋道家思想从道性自然到道率万物之性的转变,体现出道法自然理念在汉晋时期的发展,也是汉晋时期社会变化的缩影。     

大道无系 至教双遣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34-37章中的自然、名教观北大核心SSCI

自然与名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士人探讨争辩的对象,重玄学在其中萌芽发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成玄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郭象《庄子注》的哲学方法探析

郭象《庄子注》通过寄言出意、辩名析理、"迹"与"所以迹"的哲学方法来融合儒道思想,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万物自生的本体论、性分冥极的人生论及内外相及的圣人论,以此解决当时社会有为与无为、社会体制与个人自由、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孔子音乐思想在阮籍、嵇康身上的延伸及其影响

<正> 人所共知,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是玄学的盛行与儒、道、释三家的鼎立。孔子的思想在当时仍有着很大影响,但它表现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怎样透过盛行的玄学之风,看清儒家思想的不息潜流呢?我们认为,孔子音乐思想中所强调的真诚自然的精神,得到了魏晋名士阮籍、嵇康二人的继承,并成为他们最深层的思想基础;同时,正是这一思想基础,导致了他们的复杂人格及矛盾思想。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有助于我们弄清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纷争实质。     

魏晋士人的音乐情怀与美学范畴“清”的乐感

魏晋士人寄情于乐,崇尚"清"美。"清"不仅是有声的音乐,更饱含着他们于浊世求独清的人格理想,在玄学思考中面对无限自然与有限个体生命的怅惘之情。他们的精神情韵使"清"范畴凝聚了层次丰富的乐感。要全面理解与梳理"清"的美学内蕴,不应忽视魏晋士人对"清"的倾听与生命体悟。     

儒门内的王弼——对王弼哲学派别归属的一个阐明

王弼哲学,学界一般将其归为"玄学"或"新道家",亦即道家哲学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展开。从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王弼哲学的问题意识是如何接续先秦汉代儒家的"本原追问",以及如何扬弃逐渐固化、异化的"名教制度";王弼哲学的核心主张是"崇本举末",无论是深具道德性的"自然"之"本",还是内发不可为的"仁义"之"末",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向孟子传统回归的趋势。由此,尽管王弼哲学借鉴了老子哲学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法,但就内核来看,其仍属儒家,是儒家哲学的自我批判、内部调适和更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