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四海之人道立极 为世界之宗教立枢——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精神

唐君毅认为,儒学有宗教精神,但不是一般的宗教。儒学与所有人类高级的宗教一样,重视为人生求得一确定的安身立命之地。儒学中的自信精神,终将成为一切宗教的结局地。儒教即"人之本心本性即天性天心"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家之三祭中含有宗教意义。三祭中所表现的宗教精神依于一种"返本报本"的思想而立。三祭可使人的心灵兼具保存与创造之功。三祭否定原罪说,不是消极地求解脱罪苦,而是积极地报恩崇德。唐氏以宗教义理的会通作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消融各宗教间的矛盾与冲突,凸显了中国儒学宗教思想的特色。他不仅在儒学思想中找到了宗教性,而且把儒学作为人生的归宿。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牟宗三对康德最高善说的呼应、批评与超克

最高善说（至善说）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牟宗三先生晚年对康德此一学说的理论意义，对康德“至善在实践上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之解决模式等，提出了基于新儒学立场的批评意见，并试图依据晚年创构的圆教模式，把最高善问题纳入圆教模式中，对问题作出新的规定和说明。牟先生的此系思想是现代新儒学对康德最高善学说的一次批判性超克。     

对天台宗哲学价值取向之分野——以欧阳竞无、牟宗三为主要视角

龚自珍的天台宗研究本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源头之一。然自杨仁山、欧阳竟无等倡导的“居士佛教”兴起后,近代佛教思潮的主体一变而为法相唯识学的推进。天台宗哲学体系本身,受到了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一系佛教学者的强烈批判。而在新儒学领域,天台宗哲学却得到了近代以来新儒家们的重视,其代表者如牟宗三推崇天台圆教哲学为“佛说之极致”。本文以欧阳竟无与牟宗三对待天台宗义理颇具代表性的相反价值取向为视角进行剖析和反恩。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信仰与教化之间:儒学宗教性之历史性格刍议

通过探析制度框架下之孔教运动,以及现代视域下之新儒家"宗教问题",经由历史向度之比较以求了解儒学宗教性之历史性格,意在揭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宗教性之原义,乃是一类不同于基于对神"信仰"的,而是基于对民"教化"的宗教意识。简言之,信仰与教化之间不容忽视的契合性,是儒学在其宗教性维度应有之历史性格。     

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看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

本文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来探究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的意义及作用,对之展开比较研究。基于"和谐"这一核心观念,文章一方面将对作为中国"和而不同"这一社会共在及相互交往之基础的儒家精神修养及其"仁爱"观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基督宗教所追求的精神超越及其信仰传统中神人关系的"彩虹"之约所展示的"和谐"蕴涵加以阐述。本文认为,"和谐"观念作为中国基本社会交往的理论、及其所指导的历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宗教境界及情趣,因此,不应该将儒家精神与宗教精神截然区别开来;并进而指出,儒家"仁"、"礼"观念体系中均有"宗教性"的因素,其"仁爱"之说亦与基督宗教"上帝是爱"的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二者可以比较、对话。本文为此阐述了儒家精神修养与基督宗教精神超越的不同,从界说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来解析其"内在超越"的追求及意义,由此说明了其"现实关照"与"终极关切"的不同意趣,并对"现实性"向"终极性"的升华、以及"圣爱"与"人爱"之互动、"超然"与"内在"之呼应在当代儒家精神复兴与革新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论证。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指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世界"的确需要"从心开始";而要真正实现"世界和谐",则也应朝向人性修养所想达到的"超越自我"之升华境界。     

牟宗三儒学宗教论研究

牟宗三认为 ,宗教是一种终极关怀 ,其责任是尽日常生活的轨道和启发人的精神向上之机。宗教可自事和理两方面看 ,有普通宗教和特殊宗教之分。从事上看 ,儒学不是普通的宗教 ,因其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 ;但从理上看 ,它是全部以道德意识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 ;其教义不由神为中心而展开 ,而乃由如何体现天道以成德而展开 ;它给人类决定了一个终极的人生方向 ,尽了宗教的责任。因之具高度的宗教性 ,是极圆成的宗教。牟宗三解决了儒学因缺少普通宗教所具之外部特征而难以将其视为宗教的难题 ,但仅具宗教精神、宗教意识而无宗教组织、宗教仪式等一般特征能否为宗教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程朱对孔孟仁学的改造与发展

儒家仁学的建立是孔孟对人类理性之觉醒的巨大贡献,孔孟奠定了儒家仁学之基础,却未封闭仁学之体系。宋代新儒家程朱等人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之本,将孔孟的道德条目之"仁"提升为道德宗元,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宇宙生生之德,儒家仁学因此而由道德伦理学升华为道德哲学。     

原道书院成立 学者座谈回应 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

3月28目,原道书院在北京成立。书院主办者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在中国当代新儒家中素有"南蒋庆,北陈明"之说。其中的北陈明是《原道》创办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书院建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书院门上有陈明撰写的门联:"翠湖有雨吟洙泗,云过西山诵舞雩"。陈明介绍,"翠湖边,西山下,这是地望;洙泗、舞雩都是儒家符号。选择舞雩二字,一方面有对夫子‘吾与点'之境界的向往,表达的是我自己的个性气质;另一方面则是有对天之神圣性的信仰和崇敬,也可以说是对大陆儒学的宗教学话语范式的呼应吧。"李明辉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其学术研究方向以儒家哲学、康德哲学和伦理学为主,著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等书。2014年12月,他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表达了对"大陆新儒家"说法的不认同。他指出,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此外,他也不赞同"大陆新儒家"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在他看来,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在原道书院成立当天举行了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纷纷发言回应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现将座谈会有关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评介

现代新儒学以遥承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在现时代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西方文化构成了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因而,如何在继承传统儒家之“真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援西学入儒学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学历经几代薪火相传,其间存在境遇虽有不同,学理义涵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其思想的脉胳可以说是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比之前辈不仅更具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其入乎西方文化之内而又出乎西方文化之外的学思历程与知识基础也为他们…     

“回儒”会通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刍议

"回儒"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教和儒学这两大文明体系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对当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之实施、促进与沿线伊斯兰国家的"民心相通"和"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具有十分难得的借鉴作用。"回儒"们融会贯通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思想之中,现实意义较强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儒学与儒家圣人的基本态度:敬重与褒扬;二是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的关系:相通、同源,互补共明;三是伊儒核心内容的会通:以"天道五功""人道五典"沟通"五常""五伦";四是处理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强调"忠主"与"忠君"不可分割。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去玄的玄学解读——简评耿宁先生的王弼研究

耿宁认为,儒学中政治与道德实践的具体、实在效用,与人性、心性的本体问题如何解决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打通"用"之"实"与"体"之"玄"的宋明儒学之努力,也与魏晋玄学、与王弼的探讨有关。首先,王弼的哲学言说方式,是为其儒家的政治、伦理关怀服务的。王弼思想之玄远,是为解决政治和伦理效用过多纠缠于具象而不能体现大效用的问题而设。王弼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通过《老子》赋予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新意义,而且在于他同时通过《庄子》赋予儒家生活形式与修身功夫新意味。正是通过《庄子》,原本被片面玄化(抽象化)理解的《老子》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补充作用,起到了连通道家与以孟子为中心的儒家理论的桥梁意义。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面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战和某些传教士直至黑格尔（Heqel）以来西方学界视儒学为一般世俗伦理的误导,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重视儒学内部所蕴涵的宗教精神的开掘。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儒学的一个重要的面相是通过讨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方面与西方精神资源相沟通并对话;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对于先秦、宋明儒学等五经传统、四书传统的认识。扬弃清世汉学,经受五四洗汰之后,始有当代新儒家重新省视东亚精神文明及其价值内核。儒学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学问。儒学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     

传统儒学现代转化的早期尝试——以汤用彤的理学救国论为例

汤用彤在清华时期发表的《理学谵言》等儒学论文,是探究新儒家和学衡派产生渊源的重要文献。他以道德为立己和立国的基本,阐发以道德实践为本的宋明理学救治时弊的效用和它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辛亥革命后从"反传统"到"接续"传统,学衡派是最早的转折点。汤用彤主导的学衡派在思想上与新儒家息息相关,都强调儒家的道德价值及其现实意义。藉此可为学界对新儒学与学衡派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儒学为何被信仰?——辜鸿铭对儒学宗教功能的阐释

为回应近代西方学者关于儒学非哲学亦非宗教的观点,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辜鸿铭提出儒学既是哲学也是宗教的观点予以反驳。他认为儒学中的"皇权信仰"与"祖先崇拜"为中国人带来安全感与永恒感是儒学被信仰的心理学原因;儒学建立在遵循"人之真性"的人性关怀基础上是儒学被信仰的人性原因;学校与家庭对亲情之爱的教育与熏陶是儒学被信仰的情感原因;儒学对民众道德感的培育是其取代宗教教化功能的道德原因;能以道德教化维持社会良序是儒学成为被统治者推崇的社会原因。     

以德摄福:牟宗三对康德圆善论的儒学诠释

与康德不同,牟宗三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并以孟子本心为根基,借鉴康德形上学之架构,沟通道德与存在,试图构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架构中,乃以道德涵摄存在,进而以德摄福,其构建形上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哲学上的一个终极话题,即康德意义上的圆善问题。     

良知“附套”与“纳方于圆”——唐君毅对儒学与科学关系之型塑

为化解儒学与科学之冲突,唐君毅重建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从两维度予以阐释:以主体"性能"扩充"良知"本体,将科学理性纳入"新内圣",为科学提供"本体论承诺";以"道德真理"范导"科学真理",进而以"道德文明"主宰"科学文明",将科学知识、科学实践纳入"新外王"。在晚年,他进一步创建"本体境界论"以整合两维度之论域,完成对科学之终极统摄。此种儒家的科学解释学范式亦为思考科学时代之儒学价值提供了重要借鉴。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审思

生态伦理视阈中的儒家核心价值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一体之仁"观将人与自然看成是道德共同体,强调人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道德主体地位,以"爱有差等"作为现实的安排,体现了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儒家在生活方式上"宁俭勿奢"的价值取向包含适度消费的思想,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约束,纠正一味追求物质丰受的消费倾向,这是符合生态学规则的,儒家"为己之学"与"推已及人"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超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然而,儒家的上述价值观又与维护宗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纠姑在一起,因此,必须实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