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念庵与道教道家之关系

基于阳明学与佛道二教的亲缘关系以及中晚明三教高度融合的基本背景,罗念庵尽管是一位恪守儒宗的王门后学,但与道教、道家无论在"术"还是"道"的层面依然有着深刻的交涉.在摒弃道教长生追求、道家弃世态度的同时,他曾向道士方与时虚心学习,将胎息术纳入悟良知的收摄保聚工夫中并进行了儒家本位的转换.在个体生命的终极关切层面,念庵晚年对老庄道家齐生死、等物我的超世旨趣用诗的形式隐而不张地予以深切认同,他的思想亦开显为儒道一体之两面:万物一体的现实关切和忘情忘世的终极关切,为念庵的儒家价值本位抹上了浓厚的"道家"色彩.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论王学“后三变”中的经典诠释学建构

王学思想"后三变"的发生与阳明经典诠释学体系建构完成有着密切关系。"龙场悟道"让阳明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形成"臆说"图式。而在"良知"思想形成过程中,阳明着力解读《大学》,复《大学》古本,先立"诚意"为诠释核心,后立"致良知"为诠释根本。晚年阳明又将"有、无"范式带入经典诠释之中,使得"经学即心学"命题价值彰显。阳明经典诠释学实为"心学体验诠释学",其终极指向是以生命行动的实践方式见证人能尽性入道的可能。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悠长。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道·言·智·境:中国哲学诠释学传统及其问题

哲学诠释学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中国哲学发展了不同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西方哲学诠释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道与言,而中国哲学诠释学关注的问题则有四个：道、言、智、境。中国哲学诠释学具有逻辑的自足性与自洽性,它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呈现为思想理论的圆环。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

卦气说是汉代易学家在融旧铸新的哲学诠释学进路下所显发的基本学说。此说始彰于孟喜,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透显着相关易学家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昭示着汉代儒者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基本社会人生理念,也部分地反映出神学的人文化与人文的神学化这双重并行而互补的学术文化过程在该时代的演进轨迹。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关于《太上玉笈救劫金灯感应篇新注》的几点探讨

汇真子所撰的《感应篇新注》是清代仅有的以道教"长生"为主线解释《太上感应篇》的注本。汇真子以儒士的身份为人们勾勒出一个"长生者"与天地宇宙万物相辅相生的神学体系。在这个神学体系中,他号召人们通过行"进道"以"正己",通过培养内在的"刚强之仁"与"义"以"化人",由"正己化人"而至"长生",由"长生"而至天下太平。这一由个体善行渐进至天下太平的神学构想可以看作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类表述。此外,汇真子利用道教神学手法,以儒士之身份注解《感应篇》,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清代儒士的宗教化转向,同时反映出道教人士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忽视以及在宗教世俗化的背景下道教发展的停滞与落后。     

文化的终极关怀与逻辑学的命运-兼论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我们断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为逻辑学?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终极关怀对逻辑学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何以希腊文化能完成从逻辑思维到逻辑学的发展,希伯来文化却不能?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终极关怀,使认知主义成为主流,而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使反智主义成为主流。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终极关怀: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文化的终极关怀与逻辑学的命运——兼论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断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为逻辑学?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终极关怀对逻辑学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何以希腊文化能完成从逻辑思维到逻辑学的发展,希伯来文化却不能?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终极关怀,使认知主义成为主流,而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使反智主义成为主流.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终极关怀: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伦理与儒学日常生活伦理是合二为一的。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不是通过概念的抽象演绎或建构形而上的体系得以证实,其价值体现于"日用即道"中,即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形上的终极关切,在日用生活伦理中蕴含着"知性、事天、立命"与"知天命"的终极追求。儒学日常生活伦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在儒家的内在超越和伦理认同的理论与实践中,人的生命与道德终极根源、个人日常生活与伦理责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中遵循着"中"与"和"的人生价值,并通过"诚"与"信"对超越人类自身的形上本体进行确认与体认,从而为日常生活伦理提供形而上的途径与担保。     

论宗密对朱熹道统论的影响

朱熹道统论对汉唐儒学和儒士进行了大胆的切割,学界多从儒学内部分析此举,佛教的影响未被充分提及。事实上,佛教特别是宗密对汉唐儒学的批判,对朱熹此举影响很大。这主要表现在宗密对汉唐"道"非本原的批判,使朱熹转向了对道统之"道"的本体化建构;对"六经"的批判,使朱熹将道统经典由"六经"转向"四书",并以"道"为核心重新诠释"四书";对汉唐儒士的批判,使朱熹以"道"为标准彻底割断了汉唐。这三方面暗含了两大主线,一朱熹切割汉唐以"回应"宗密的批判;一朱熹道统论的建立吸收了宗密的相关思想。此外,朱熹道统切割汉唐虽造成了诸多流弊,但对抗击佛教的强势冲击仍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此应给予客观评价。     

超越理解:社会科学的当代哲学诠释学进路解析

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是一种与分析哲学相对立的社会科学分析进路。20世纪80年代随着哲学诠释学的兴起,围绕"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社会科学认知与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实用主义"新诠释学"、先验诠释学、系谱学诠释学、激进诠释学、弱化诠释学等多种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它们的发展将决定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能否成为不同于分析哲学进路的新的研究范式。     

道是不息的生命活力

一、道是宇宙的无限生机和能量 中国人喜欢说"求道"、"学道"、"明道"、"行道"、"弘道",中国人相信宇宙、社会、人生中有终极的真理,它指示出一条最健康的路,那就是道.循此而为,是为有道;沿此而行,是为正道.     

试论伊斯兰教的生命观

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来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关切和终极意义的追索。古往今来,几乎每一种宗教都建立了各自对生命的理解模式,试图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     

论《老子》道之本体论的和谐意蕴及现代指向

《老子》最早赋予“道”以完整和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义。道的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基本内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三重内涵的融通合一即是和谐的意义和旨趣所在,体现为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和群体和谐。《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德是万物分享形上之道而各自获得的本性,二者皆以和谐为内核,和谐是道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状态。和谐的终极价值以人的意义统一性为逻辑基点,和谐的终极存在以道的世界统一性为生成维度,和谐的终极解释以道的知识统一性为治理向度。     

易学诠释学模式下的北宋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经典的诠释中发展的,<周易>诠释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北宋理学的发生发展.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的结构可以分为经典的诠释对象、经典诠释的主体和经典诠释三方面,而经典的诠释又可以分析为诠释模式、诠释内涵和诠释风格.对于北朱理学的易学诠释来说,其话语系统是重视义理,其内在理路是坚持"体用一源"的本体与现象的圆融,同时又开出独具特色的修养论与功夫论,其诠释内涵则坚持天道性命的贯通,而赋予本体以价值意义.北宋理学家正是由易学诠释学,从玄学中转出来,而能与佛、道抗衡.理学家对<周易>的解释也解决了会通<孟子>与<中庸>、<易传>的问题.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孟子与庄子理想社会构想比较论

面对战国乱世,孟子与庄子从不同的理论原点出发,建构出各自不同的理想社会构想。他们在此既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省思,又透显出殷切的政治关切与人生关怀。尽管他们的理想社会构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人"的维度去省思与建构的。比较来看,孟子与庄子的理想社会构想在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关切上是有所区别的,孟子将"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安放在现实社会与伦常关系中,而庄子则试图将"人"从现实社会与人伦关系中抽离出来;同时,庄子将追寻个人纯粹的自由与逍遥视为"人"存在的终极旨归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