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实理”思想的四个层次——兼论朱子“实理”视域下的辟老与辟佛

朱子的"实理"概念,立足于佛道两家虚空之理的对立面,以"实"来重点强调"理"原本所具有、但又隐含着虚化危险的伦理价值规定。从万物存在之终极根据与意义的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一至善的德性;从万物存在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具体的人伦规范与道德原则;从禀受于天而得之在人的性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从"实其实理"的修养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于日用常行间着实做工夫的道德践履。朱子从"实理"概念出发,对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论华严三圣的关系

《论华严三圣的关系》一文,阐明了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理”和“智”的相契相融,以及普贤、文殊与毗卢舍那佛三圣之间的因果原理,即:佛为“理”和“智”圆融之果。这对于我们明确华严三圣之间的关系以及读《华严经》都有着根本性导向。     

佛教应有之改革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迄今千余年，经六朝隋唐，大乘佛理在中国独得发扬光大，此则为中立足以自豪者。然近年以来，佛教颇有衰落之势，普通人对佛教亦有误解辞，甚旦斥教徒为寄食阶级，佛理为无益社会。实则佛理并非无益社会，教徒亦不当为寄食阶级。普通人之所以有此误会者，乃由于佛理之未能通俗，社会之日趋混乱，而明了佛理之人又未能尽其分所当为，使佛理推用于社会。是故今后改革佛教应从两方面下手，第一，应注重佛理之发挥，第二，应尽量使佛理应用于社会。关于前者，须知佛教本质乃以理证为本，放理不得发扬，则教不能兴盛。理得显…     

好心恶果

好心做好事，会取得好的结果，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佛说“种好因就得好果，做善事就有好报”，讲的是同一个理儿。佛言凿凿，千磨万砥，原也不应怀疑，可是现实的多元又总爱跟习惯的理念开开玩笑。     

宋儒以理释礼的思想历程及其困境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天理论的兴起,既代表了传统儒学理论创新的最新形态,也基于对礼制秩序和政治运行的宏大思考。理学家以理释礼的思想成果一方面凸显了天道、人性以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为礼义的发挥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天理与传统礼仪、现实礼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礼理之间的沟通仍然困难重重。     

浅谈王维诗歌与佛禅—从空、静、独论摩诘诗的佛趣

被称之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诗佛”王维,一方面在佛理中领悟社会与人生,并以之作为精神武器,去调和自己失衡的心理,从而获取那种他自称之为“无可无不可”、“苟身心相离,而理事俱如”的精神境界,以及那种让后世文人心仪、向往不止的集富贵山林于一身的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他又从中获得一种虚静的创作心态,以审美的态度去观赏自然,描写自然,将佛理、人生、自然混融为一,并以精妙的审美形式将这些主观情趣表现出来,创造出集诗情、画意、佛理为一体的诗歌。王维诗歌中尤其善写“空”、“静”、“独”之景,寓托王维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从容为艺 信可乐也

<正>自古以来,佛教与书画有着不解之缘。佛法虽广,其要旨无外于戒、定、慧三学,此三学均与书画学理相契,书画作品是作者之心迹流露,点画之间尽显人生诸相。因此,若使技进乎道,并参以禅机佛理,从而感受到自然万象与心灵息息相通,便可随手挥写,神气若涌。本期作品皆选自无锡灵山祥符书画院作品集。     

融入佛理看人生

小荷：你说学佛人要善于将自己的意识和思维融入佛理之中，自觉地、本能地用佛理来认识世界，认识一切现象，认识生命。不知这应该如何实践？     

东晋净土及观音信仰的地域流布

东晋出现了四大佛教中心:襄阳、庐山、建康、会稽。它们以佛理探讨为主,但民俗信仰也在教理佛教氛围中培植。道安在襄阳僧团内倡导了弥勒信仰;慧远在庐山教团中进行着阿弥陀佛的集体崇拜实践;建康皇室佛教充斥着低级淫祀;而会稽地区,却酝酿并盛行开了观世音信仰。这些民俗信仰既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又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佛教的民俗信仰中有一个趋势:弥勒作为佛的身份和上生净土、释疑解难的一面被阿弥陀佛信仰取代;弥勒作为菩萨的身份及未来佛下生人间的一面渐被观音菩萨现世救济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