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从内隐的自我提升到外显的组织优化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一种在组织文化下, 基于社会和组织角色义务的, 传达礼貌和尊重的主动性行为, 是一种向内要求自我控制, 向外主张尊重传达的行为, 它对于个体自身性格的塑造、组织中人际关系的改善以及文明氛围的培养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员工-员工、领导-下属、员工-顾客等关系中,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发挥着增进同事情谊、促进合作、增强领导力、建立信任、提升绩效等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厘清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的关系, 运用动态视角研究它们发生、发展和被感知的机制, 以及这两种行为能否相互转化等问题。     

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违背人际相互尊重的原则, 为组织环境带来广泛的慢性危害, 但由于其表现形式温和、伤害意图不明显, 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近年来, 和谐的工作环境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回顾国外研究,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概念界定、测量工具、前因变量和影响结果进行了系统梳理, 在此基础上总结对制度设计和选拔培训的管理启示, 并提出测量本土化、机制情境化、层次群体化、视角动态化等未来研究方向。     

工作场所排斥与员工角色内外行为：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工作场所排斥（包括上司排斥与同事排斥）与员工角色内行为和角色外行为（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归属感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分两次对全职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进行施测,前后共获得247份有效匹配数据,经统计分析后发现：（1）上司排斥与同事排斥均显著地负向预测员工角色内外行为,即工作场所排斥水平越高,角色内行为和角色外行为的表现越差。（2）归属感在上司排斥、同事排斥与员工角色内行为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即工作场所排斥会破坏员工的归属感,最终降低角色内行为。（3）归属感在上司排斥和角色外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但在同事排斥与角色外行为的关系中仅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工作场所排斥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员工的归属感,最终影响其角色外行为表现。     

上下级工作场所精神性匹配与下级主动行为的关系

基于上下级匹配理论,本研究探讨了上下级工作场所精神性匹配与下级主动行为的关系。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技术,对收集的129对“领导者-员工”配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上下级工作场所精神性一致的情况下,上下级工作场所精神性一致程度与下级主动行为呈倒U型关系;（2）在上下级工作场所精神性不一致的情况下,当下级工作场所精神性高于上级时,下级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行为。     

工作场所攻击行为的研究述评

目前,工作场所攻击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发生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在职业健康领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论文介绍了工作场所攻击行为的概念和类型;分析了工作场所攻击行为与相关概念的界定、测量和研究方法;分析引起工作场所攻击行为的两方面原因,即情境或组织因素和个人特征方面的原因;探讨了工作场所攻击行为的预防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工作场所精神性的研究概况

作场所精神性是指个体在工作背景下的一种超越性体验,它是通过工作过程提升工作的意义与目的、培养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感来丰富个体的内心生活体验,从而提升个体的心灵层次,实现个体的成长与进步。从工作场所精神性的概念形成、研究方法和研究热点等三个方面,对工作场所精神性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工作场所精神性在未来研究中主要包括：提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和结构,运用新的研究范式注重对精神性作用机制的探讨等,并指出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工作场所精神性研究可能的方向     

情感事件视角下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对工作场所环保行为的动态影响机制

摘要 鉴于当今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如何激发员工的环保行为成为了各界关注的话题。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从主动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在空气污染情境中产生消极情绪后的积极应对行为。运用经验取样法,对68名在职员工进行了为期14天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1）个体每日因空气污染引发的消极情绪与每日的环保行为正相关;（2）风险感知和环保激情在个体因空气污染引发的消极情绪与环保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3）调节焦点调节了个体每日因空气污染引发的消极情绪对每日的环保行为的影响,防御焦点弱化二者间的关系,而促进焦点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以上成果丰富了人们对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动态影响机制的认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视角和基础,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管理提供了的实践启示。     

工作场所中欺负问题的研究现状

工作场所中欺负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促进组织健康发展,逐渐成为工作和健康心理学研究的热点。近5年来,关于欺负负性行为不良后果的研究不断深入;同时,探讨欺负和组织情景关系的新研究动向开始出现。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文章首先介绍了“工作场所中欺负”的概念;接着回顾了工作中欺负的研究方法、发生率、发生过程、应对方式,以及与身心健康关系、与组织情景关系等方面最新研究进展。最后,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展望了未来可能开展的研究     

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后果及干预策略

随着劳动力结构与工作特点的巨大变化,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研究主要从工作、家庭与个体三个层面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变量、后果变量及干预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前因变量主要包括工作与家庭层面的压力、特点,性别等;后果变量主要涉及个体的工作家庭满意感、组织承诺、离职和心身健康;干预策略涉及家庭友好政策和个体应对方式等。作者认为今后研究可以在工作－家庭冲突积极面、跨文化研究等方面进行突破     

基于认知和情绪反应的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发展模型

无礼行为在工作场所中广泛存在, 但由于其强度低、意图模糊等特征, 从而使组织很难有效地甄别、预防或控制它。在总结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笔者展开了下列三方面的工作：首先, 厘清无礼行为与其他相关不良行为的概念边界; 其次, 梳理了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相关理论模型的发展进程, 主要介绍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模型、情感事件理论模型和无礼行为的情绪反应模型; 最后, 基于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主张建构一个以认知和情绪反应为中介, 以社会文化、人格和组织因素为调节变量的无礼行为的模型, 并建议未来的研究运用纵向实验设计的方法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走向, 以求进一步丰富、完善和深化无礼行为的发展机制模型。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模型可用道德排除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解释。根据道德排除理论遭受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导致受害者与实施者心理距离增加, 进而对实施者实施职场排斥; 从旁观者视角来看, 目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影响旁观者的道义公正感和互动公平感进而表现出对实施者的职场排斥, 且该中介过程受到利他性的调节。同样,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 遭受职场排斥会导致职场排斥受害者的消极情绪水平增加促使其成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     

工作场所排斥与员工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性别的调节作用

为考察工作场所排斥问卷（WOS）在国内的适用性,以及不同性别员工在遭受工作场所排斥后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状况,采用中文版WOS对437名员工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9题版WOS为单维结构,信效度良好;（2）性别在工作场所排斥与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由此,修订后的中文版WOS可以作为评定工作场所排斥的工具使用;女性受工作场所排斥的负面影响更大。     

组织中的变革担当：积极组织行为研究的新主题

变革担当是指员工自愿付出建设性努力来发起组织功能性变革,以便在自己的岗位、部门或组织情境中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文章介绍了变革担当的概念、测量以及前因后效。其中前因包括个体因素（如前瞻性人格、组织支持感、积极情绪等）和情境因素（如工作自主性、管理开放性、创新氛围等）两大类,后效主要有工作绩效评价、工作态度和变革型领导知觉等。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测量工具、考察组织外部因素的影响、检验影响后效的其他调节因素以及探讨领导者的变革担当行为。     

组织中的变革担当：积极组织行为研究的新主题

变革担当是指员工自愿付出建设性努力来发起组织功能性变革,以便在自己的岗位、部门或组织情境中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文章介绍了变革担当的概念、测量以及前因后效。其中前因包括个体因素（如前瞻性人格、组织支持感、积极情绪等）和情境因素（如工作自主性、管理开放性、创新氛围等）两大类,后效主要有工作绩效评价、工作态度和变革型领导知觉等。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测量工具、考察组织外部因素的影响、检验影响后效的其他调节因素以及探讨领导者的变革担当行为。     

组织中员工的自愿性工作行为

自愿性工作行为是角色规范之外的自发性行为, 它包括两大类型：一是以组织公民行为、建言行为、周边绩效等为代表的角色外行为; 二是以反生产行为、沉默行为、越轨行为等为代表的负面组织行为。自愿性工作行为的产生是个体与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行为”与“建言-沉默”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相反, 在一定条件下且可以互相转化, 本研究将特定类目的转化过程推论至总体, 并用情感事件理论、道德补偿原理及经济理性分析对该推论进行理论论证。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溢出和交叉效应:超越职场范围的负性作用机制

以往研究通常考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对接收者个人和工作场所内相关结果的影响。而近来研究指出,无礼行为会超出工作场所的界限产生溢出效应,且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会对接收者之外的他人产生消极作用,即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交叉效应。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溢出和交叉效应的产生机制,包括消极情绪和情感在无礼行为溢出效应中的中介机制,以及压力传递在无礼行为引发的消极情绪和行为反应与工作-家庭冲突中的中介角色;深入探讨了共情在无礼行为交叉效应中的调节机制和社会阻抑在无礼行为交叉效应中的中介机制;并建议未来相关研究选取新的结果变量视角、探究新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以及进一步整合无礼行为的溢出和交叉的连锁效应机制     

国外工作场所负面人格特质研究述评

工作场所负面人格特质是指与工作绩效相关的负面人格特质, 研究者大多把它定义为多维度的结构。在国外相关研究中, 工作场所负面人格特质结构与管理者脱轨的影响因素、正常人格特质结构及人格障碍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目前工作场所负面人格特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场所负面人格特质维度结构研究及各维度与工作产出的关系上。实证研究表明, 负面人格特质对领导力、绩效等工作产出均存在显著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关注负面人格特质影响绩效和管理者脱轨的机制, 以及工作场所负面人格特质的本土化研究。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工作场所欺负的内容结构与测量

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工作场所欺负（workplace bullying）的内容结构及其测量进行了研究。通过自行研制的工作场所欺负内容问卷,对全国7个城市750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436份有效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N=229）表明,我国工作场所欺负内容由人身攻击、工作压制和社会排斥三个维度构成。三因素模型在验证性因素分析（N=207）中得到了较好地验证。内部一致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基于我国文化背景下编制的工作场所欺负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其对员工情感承诺和离职意向等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