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建国以来的中国

我国机构改革内含着深刻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意蕴。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打造一个有为且有限的政府,其中有为指向国家能力建设,有限指向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配置。新中国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前30年里,交织着革命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张力,且革命逻辑占有压倒性的优势。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重返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改革化约为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落实为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承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以机构改革为载体,优化政治权力的内部配置,建设党政体制下的中国行政国家;厘清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建设中国监管国家;以央地关系的调整来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中国税收国家,这三者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维度。     

“功能-职责”视角下政府机构的改革过程与发展目标

政府机构改革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创新的现实体现。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功能优化与职责重构双重作用的结果。功能优化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职责重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外在动因。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前后衔接、逐层递进、相互联系的改革进程,各次改革之间并非完全独立。根据“功能-职责”的发生动因,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演进逻辑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展现：功能优化导向的行政性改革、职责重构导向的适应性改革、“功能-职责”共进导向的治理性改革。基于“功能-职责”的双重动因,梳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将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目标归纳为：一是立足现实国情并总结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更好推动政府创新;二是坚持行政权力的有限集中与适度下放,优化政策过程;三是根据时代发展逐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以整体性视角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四是机构改革具有稳定的周期性规律,但也不能局限于固定的周期之中;五是补足政府治理的现实短板,通过机构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综合发展。     

走向适应性监管：理解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治理逻辑

2023年公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政府监管职能相关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尤其以金融监管最具典型性。本文基于监管型国家建设的维度，选择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为研究对象，借鉴适应性监管理论分析视角，并将其与中国监管改革的独特情境因素相结合，从整合性、权威性、抗干扰性和事权集中层面对此次改革的历史背景和特征进行了归纳，并结合外部因素中的监管压力、市场结构，以及内部因素中的路径依赖、交易成本和资源优化等角度，来理解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适应性监管的治理逻辑，最后总结了中国监管型国家建设中的三大观察结论以及未来改革所需要平衡的三大重要问题。     

我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历程、重点和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组织制度、运行制度、工作制度改革创新的历程,分析了制度变迁在促进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变、开放透明、强化服务等方面的功能。然后阐述了新一届国务院实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制度创新的重点领域,揭示了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在重新定位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实现政府行政资源与经济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内在逻辑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最后对下一步行政管理制度将围绕治理体系现代化、大数据科技应用、生态管理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创新作了展望。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政策演进及其逻辑理路(1949-2022)

本文以1949年以来各历史时期的重要政策文本为依据,梳理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五个历史时期的核心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初步建设时期的引导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主导模式、改革开放后探索发展时期的粗放模式、税费改革后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服务模式以及新时代乡村振兴时期的共治模式。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经验,发现其内在逻辑理路主要体现在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现代化、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化解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政策引领改革创新等方面。因此,推进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拓展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治理功能;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增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生性动力;坚持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智慧化手段;坚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整合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资源性力量。     

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

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推动国家治理趋向现代化,由此可以从政治学的三重逻辑来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这三重逻辑分别是历史—价值逻辑、工具逻辑和动力逻辑。从历史—价值逻辑看,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和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这一历史逻辑展开的关键节点;从工具逻辑看,改革开放意味着内敛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动力逻辑看,党是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的领导者,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机构改革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逻辑理路与行动框架

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国家数据局的成立为政府数据治理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机，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有望解决目前数据治理中广泛存在的“九龙治水”问题，打破数据壁垒，加快推动数据要素的共享、开放和高效利用。在当前机构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政府数据治理，关键在于重塑数据治理的逻辑理路，以共享开放为原则实现理念变革、以整体性推动数据治理的组织变革、以统一化推进数据治理的标准变革、以智能化推进数据治理的技术变革，构建基于治理主体、治理流程、治理层次、治理机制的数据治理的行动框架，以数据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教师国家德性形象的四层逻辑建构

教师公德有国家理性的内在要求和约束,师德凸显了教师的国家德性形象,教师是国家形象的象征和体现者。教师的国家德性形象体现为国家智德形象、国家道德形象、国家风范形象和国家至善形象四个方面,师德建设须以此四层逻辑为过程而建构。师德以国家学问的最高水平为内容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智德水平,师德以国家德性的最高标准为内容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师德以国家风范的外在展示为内容要求教师言行一致、表里合一和谨言慎行,师德以国家至善的最高境界为内容要求教师体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希望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图景。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再造:价值重塑与制度变革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改革的耦合是当前行政学界的重大议题。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从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变革两个层面实现"政府再造"。未来的行政价值应当能够有效承接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所确立的核心政治价值,着重树立服务、效能、法治、合作四个行政价值理念。在政府制度变革方面,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制度、分权化制度、扁平化制度和信息化制度等四个重要领域。     

“无变革的改革”: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限度

地方行政改革往往陷入"无变革的改革"困局,这一困局与现代国家建设路径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嵌入在政党中的特殊的国家建设,其特殊性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一系列替代。替代逻辑决定了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三个约束:国家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冲突中的价值约束;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悖论中的政治约束;公众参与还是公民协商选择中的结构约束。囿于这些约束性条件的地方行政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