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务的道德属性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志愿服务是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践,其道德属性可以理解为:志愿服务的特征体现了道德的特征;志愿精神体现了伦理精神;志愿服务体现了以"善"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志愿服务是学雷锋活动的拓展;志愿服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体现。志愿服务是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抓手,是政府职能的重要补充,是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途径。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完美治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

在建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之后,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方面都已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要继续改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必要将完美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完美治理不仅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丰富多彩的当代基础;它强调所有社会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和持续不断的创新、改进来追求治理的永无止境的动态完美。提出完美治理,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伟大进程的需要,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理论化当下治理实践并更好地指导实践的需要。推行完美治理,必须建立完美文化、完美信念、完美目标,必须实现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完美境界,必须实现道器的完美统一,必须实行精式治理、科学技术治理、无限可能的治理和永恒创新的治理,必须建立完美制度。只有彻底为完美正名,切实推行完美治理,我们才能真正向建设完美国家和完美社会的完美目标不断逼近。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

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推动国家治理趋向现代化,由此可以从政治学的三重逻辑来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这三重逻辑分别是历史—价值逻辑、工具逻辑和动力逻辑。从历史—价值逻辑看,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和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这一历史逻辑展开的关键节点;从工具逻辑看,改革开放意味着内敛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动力逻辑看,党是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的领导者,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高我国公民素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思考

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中,公民素质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的关键环节,不仅是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容,更应该作为社会治理的建设内容,对于社会进步、国家繁荣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挖掘出公民素质现代化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发挥出公民素质的巨大潜能。     

环世界的扩张与重叠: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变革指向

在现代国家的治理叙事中,有三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正典话语,分别是精英斗争、行动者网络以及场域互动,它们围绕着各自的理论内核形成了一系列概念群、制度框架和行动伦理,进而构筑了三种迥异的环世界。通过审视这三种环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话语清晰地指向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精英斗争话语塑造了一个顶层环世界,场域互动话语构筑了一个中层环世界,而行动者网络话语则建构了一个底层环世界。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信息与智能技术将会越来越深刻地改造人类社会。技术当然不会对它所正在全面改造的世界无话可说,而是非常有可能生成一种适应信息社会的治理话语,即所谓"第四种叙事"。第四种叙事的层累同样会形成新的话语体系,进而建构起一个新的环世界。这种由数字触角感知所形成的"信息环世界",将促使所有存在者的环世界都快速向外扩张而非内卷。在此过程中,多个环世界难免会发生碰撞,同质的环世界可能在碰撞中重叠,最终实现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文明对"共在到共生"的不懈追求。     

国家治理的空间向度及其意蕴

空间治理研究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是空间的治理转向,二是治理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为理解国家治理增添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拓展了国家治理的研究进路。从空间与治理双向互构的角度,能够更好地把握治理的本质和空间治理的意蕴。空间在国家生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是国家治理的前提,也是国家治理建构的产物,并因治理建构而具多样性。探讨国家治理的空间逻辑,揭示空间向度之于国家治理的独特意蕴,有助于锻造治理共同体、填补治理缝隙和促进空间均衡发展。     

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先锋型政党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引领性、主导性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基础。在历史上,是先锋型政党缔造了现代国家,并且一直引领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基础上,先锋型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始终代表社会中最广大群体的整体发展利益。因此,只有先锋型政党能够将民主与治理有机结合,通过民主求治理,通过治理来发展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型政党,通过组织化驱动,在主体与资源两个方面克服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天不足,形成了一种党建现代国家的模式,通过党的建设来推进国家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引领体系、支持体系和控制体系"三位一体"的执政体系,使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全面协调发展。     

我国宗教治理要遵循国家治理的大原则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国国家治理指出了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一个组成部分的宗教治理,也应当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本文探讨了人民利益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原则、法治原则对我国宗教治理的指导与约束作用。     

可拓逻辑研究展望

可拓学是由我国学者自主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它研究以形式化的模型分析事物拓展的可能性和开拓创新的规律,形成解决矛盾问题的方法。中国科学院权威杂志《科学通报》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可拓学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新学科,它的创立是中国人的骄傲,它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1]经过30年的不断开拓,可拓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横跨哲学、数学与工程学的交叉学科,我们哲学界也可以积极对相关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索。本文拟从逻辑的角度谈谈可拓逻辑的研究设想,以期能够引起哲学界、逻辑学界对可拓学研究的关注。一可拓逻辑的研究价值人类的历史…     

“新时代的宗教工作”系列报道之二十五:推进新时代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宗教治理体系同样逐步完善,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ume's Surprise and the Logic of Belief Changes

If the logic of belief changes is extended to cover belief states which contain both factual and normative beliefs, it is easily shown that a change of a factual belief (an 'Is') in a mixed belief state can imply a change of a normative belief (an 'Ought') in the same state. With regard to Hume's so-called 'Is-Ought problem', this means that one has to distinguish its statics from its dynamics. When this is done, it becomes clear that changes of factual beliefs can, for rational reasons, have far-reaching normative consequences. Similarly, a change of a factual belief can imply a change of a value belief.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ne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汪洋出席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1月21日出席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会,同宗教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并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致以新春的祝福。     

Diversifying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The Next 70 Years

Here I argue that we need to diversify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art a plan for how we are alread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t the time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our association, I reflect on where—as an association—we have co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Our origin story points to an expansive vision for what would become the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SSSR), but unfortunately our past has also been marked by an overrepresentation of white male leadership. It was only in 1982 that the society elected its first woman president, Mary Augusta Neal, and only in 2015 that it elected its first person of color, Fenggang Yang. Here, I discuss our hope for a more diverse future: attending to diversity in studies of religion, diversity in the groups of people who are encouraged to study religion, and efforts to translate religion research well to diverse groups of listeners. I share with you pieces of the new SSSR strategic plan, spearheaded in 2018 by Korie Edwards, the first black and woman of color President of the SSSR: particularly the pieces that are most attentive to diversity. I also highlight insights from my own scholarly story about diversity that I have learned through my work with the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Program at Rice University.     

新中国六十年民族伦理学研究纵论

民族伦理学日益成为民族学和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对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民族伦理学研究成果、民族伦理学研究的现状与特点等进行概述,既是对我国民族伦理学研究状况60年来的回顾和总结,又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当前,加强对民族伦理学的研究,相信对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台湾六十年(1949-2009)逻辑学研究

本研究汇整近60年(1949-2009)来台湾学者在台湾及大陆地区出版或发表的、与逻辑学有关的书籍、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及翻译作品,并作一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为撰写本研究报告,作者一共收集了179笔相关的资料;其中专书计有61本,期刊论文计有62篇,博硕士论文计有21篇,翻译作品则有35篇。本研究的内容一共分为6节:第1节说明近60年来由台湾学者所发行与逻辑学相关的专书,时间上横跨1953年至2009年这57年;第2节说明近60年来由台湾学者所发行与逻辑学相关的期刊论文,时间上横跨1964年至2009年这46年;第3节说明近60年来由台湾学者所发行与逻辑学相关的博硕士论文,时间上横跨1986年至2008年这23年;第4节说明近60年来由台湾学者所发行与逻辑学相关的翻译作品,时间上横跨1957年至2008年这52年;第5节则说明在台湾与逻辑学有关的学术组织、以及近几年来开始出现的逻辑学专业会议;第6节为笔者的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