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型社会政策——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

社会政策是人类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理性认知和操作规则的集合。对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关系到社会公共问题和社会公共福利的有效解决和顺利实现。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为我们加深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早期的社会政策理论将经济和社会对立起来。针对这一缺陷,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有效协调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关系,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问题,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另一方面,社会政策的"情境性",则要求我们理性分析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选择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真正适合的社会政策理念。因此,本文在深入把握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问题背景及其进步意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背景,提出继续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中国形态———整体型社会政策。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探究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建构效应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安妮·施奈特和海伦·英格拉姆提出,她们从1993年开始试图发展的一个从社会建构视角理解政策过程的新理论,通常也被称之为社会建构框架。社会建构框架并非全新的理论,它是在借鉴多元主义理论、政策科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后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对这些理论的完善和超越。社会建构框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三个,即政策设计理论、社会建构理论和政治理论。民主的政策设计是该框架强调的内容,而其理论特色是对政策过程中社会建构效应的关注,并思考社会建构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以目标群体的权力和社会建构两个维度为基础,将目标群体划分为四类:优势者、竞争者、越轨者和依赖者,并详细讨论了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政策意蕴和政治后果。在此基础之上,该框架形成了有关政策过程的五个基本命题,即配置命题、反馈命题、起源命题、社会建构变迁命题和政策变迁命题。社会建构框架对于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

本文着力研究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问题。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处于弱势状态,并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公共政策的关系,立法过程,社会政策系统的特点等角度指出社会政策弱势性的表现。文章认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社会问题的“非问题化”策略、政策选择中精英的经济偏向,社会政策责权的非专属性以及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的特点造就了社会政策的弱势性。文章进一步指出,随着社会快速转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我国社会政策弱势状态的转变出现了契机。文章提出社会政策的增权问题,指出社会政策的发展是政府的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析中国社会政策的价值选择与伦理定位——以公民权利为视角

任何政策制定和执行都由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理念作为支撑,对于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而言,只有在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基础上,突破以往的狭隘视角,以生活质量、公民权利、主动参与等更为宽阔的角度出发来确定社会政策体系中福利、贫困等核心概念,才能为社会政策体系的制度设置奠定坚实而长效的价值基础。     

从政策语境视角试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

自十九大以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日益成为热点社会话题,对其定位,百家争鸣。本文尝试从政策语境的视角,解析我国当下社会语境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以求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真知灼见。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民间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政策

本文通过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论证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民间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角色和功能,并结合我国改革的进程和国际发展的经验,论述了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若干政策。     

中国特色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现实取向

社会政策应该具有一定的发展性,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注入社会政策的价值之中,是对传统社会政策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赋予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价值理念方面,实现了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在实施策略方面,实现整体性进步和差别性对待、修补性与积极性的统一;在社会效益方面,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附属性与包容性的统一,这"三个统一"促使发展型社会政策完成了其对传统社会政策的超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由此,我们进一步探究在中国推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从目前的情况看,传统社会政策体系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以价值选择的协调性、实施策略积极性、社会效益包容性为特征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政策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西方社会政策体系发展的学理反思及其启示

西方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基于古希腊社会中的公共精神和公共行为的基因,这种基因构成了中国和西方在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上的元文化差异。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升公民的公共精神、社会意识与国家认同。西方社会政策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注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这使其社会政策以政策体系而非个别对策的方式呈现,进而发挥了更加充分、系统而又综合的功能。增强中国社会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构建社会政策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和核心问题。遵循基本学理是西方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在强化对西方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学理进行揭示这一重要任务中,必须向更基础的历史和理论领域寻觅西方社会政策的历史轨迹与基本规律,以科学、客观的学理揭示和把握,为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学理借鉴。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基于直觉的亲社会性：来自社会启发式假设的思考

亲社会属性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大多数关于亲社会性的理论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人类本能地自私, 亲社会行为是对自私进行反思控制的结果。亲社会性直觉模型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 认为在许多情况下, 亲社会行为不需要主动控制自私冲动, 它本身就可以以直觉的(或冲动的)方式出现。亲社会性自动化的行为特征、奖赏寻求的神经特征, 以及儿童亲社会性的早期发展都为亲社会性直觉模型提供了支持性证据。社会启发式假设可以对个体的直觉亲社会性进行解释, 并从情境和个体两个方面对影响直觉亲社会性的因素进行了预测。这不仅为研究者重新思考亲社会行为的根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也为未来研究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