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唐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唐宋变革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宋代打破汉唐的"士族门第",形成了一个来自民间社会、但又能够集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为一体的士大夫群体。宋代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他们的学术视野、政治情怀、人格理想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力推动了唐宋之际的思想变革。宋代士大夫群体作为文化主体力量,主导了一种新型儒学的兴起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种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宋学。宋学既强调回归儒家经典又有创造性哲学思辨、既追求现实政治功利又向往超越性宗教情怀,是一种新型学术形态。宋代士大夫通过对唐宋学术转型的推动,创造出这一种崇尚"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的"宋学"。     

社会改造运动中的“中国逻辑”身份之确立——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为例

<正>一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的产生是其对西方逻辑了解后的产物,而他们关注西方逻辑之目的又是服务于其社会变革之需要,因而,他们的中国逻辑的观念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而且这种学术是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手段,学术救国才是他们确立 "中国逻辑"身份的真正目的。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建立新道家的努力--对道家研究现状的一种理解

中国思想在汉代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到佛教传入成势,又演变成为三教鼎立。这样的思想格局逐渐养成了中国人理解学术的一种基本眼光:任何学术立场的继承或者排斥,思想者的心目中都暗存了一个三教分立的背景。进入近现代,中国思想面临着来自西方世界的新挑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观念的冲击几乎使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构架完全坍塌。这种严峻的现实赋予中国当代学人一个无可回避的使命:如何存亡继绝,接续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之慧命。新儒家首先起来回应西方思想尤其是自康德以来的近代思想,建立起一套立足于儒家的现代学术理…     

《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略评

一90年代以来，关注中国近代佛教的学者渐渐多起来了，由于他们的努力，以杨文会、欧阳竟无和太虚、虚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佛教史上的风云人物又出现在学术著作和刊物里，他们的传奇身世、甚深智慧和渊博学识激动了人们的心灵。这些曾经煊赫一时，后来又几乎全被遗忘的居士和高僧们的重新复活，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提供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对未来思想和学术建设的价值，而且体现在他们为法忘身的殉道者精神对于纠正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界之浮躁学风上。所以我认为应高度重视关于中国近代佛教的研究工…     

知识划界、追赶焦虑与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导向

科学心理学以方法为中心的知识建构策略,内在地要求它与常识心理学划界以谋求自然科学分支的学科地位,其代价是对人类心理之情感与意义维度的隔离。在移植西方心理学体系的过程中,科学心理学的争议也内含于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轨迹中,同时还附加了学术边陲地区特有的学科追赶焦虑。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应突破科学至上的观念束缚,致力于发展具有现实解释力和价值引导力的人文主义导向的心理学理论,以切实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心理问题,并在世界心理学界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     

试论近代中国宗教概念的形成与近代儒释二教变迁之关系

"宗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现代宗教学背景下的宗教概念传入中国,逐渐与中国本土宗教观念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既具备西方文化特质,又具有中国传统思维特征的中国化的宗教概念。中国近代宗教概念的形成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事件,而是中西方文明冲突的结果,是传统思想在现代语境中的挣扎和变革,是西方文明在传统环境中的妥协和调适,是传统中国社会接受西方观念制度的一个缩影。近代中国宗教观念的形成以儒教地位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变迁为切入点,最终落脚于对以中国佛教为主要样本的中国宗教形式的考察。特殊复杂的背景下形成的宗教概念具有超学术层面的价值取向,其形成对近现代儒释二教及其他中国传统宗教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运行、社会秩序与王朝的治乱盛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运行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具有内在的同一关系,为了有效达成"了解过去,解释现在"的宗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立足当下现实,并回归传统情境.不可以现成的、先验的尺度在资料文献中辨认寻绎社会思想,而应运用社会运行论的知识框架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与实践.     

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16-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再研究

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实相遇是16-18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由此,开启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跟传统思想对立起来,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现代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说清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的仁学思想及其生态学意义

思孟派儒家主张将人的道德关怀扩大到天地万物,这一致思路向被宋儒发展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王阳明整合了《大学》的"三纲领"、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尽心"和《易传》的"天地之心"等理论资源,对"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在王阳明的学说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最终目标,是"仁者"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道德关怀的最高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儒学对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为我们超越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黜旧与促新：中国当代人物油画“内向观”趋势探析

人物肖像画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命题,在命题之下,通常传达着深刻的思想。而油画的象征意义也是各种时代下所有精神的总和与象征,其以写实的风格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与变化,其不仅是艺术的象征,也是精神的总和。文章以人物肖像画"外向观"自"内向观"的转变为出发点,着重分析创作者心理因素与社会情感演变的微妙关系,让静止的颜色与形状传递出画外之音。作品中本质的真实表达,正是当下中国最鲜活的面貌与最具个性的声音。     

家庭研究与社会认知：理解日本家庭社会学史的一个视角

近年来,家庭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正呈现出不同于原有家庭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学术样态。这样的学术现象对中国的家庭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本研究简略回顾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家庭研究,并梳理介绍对日本明治以来学术界的家庭研究、日本战后家庭社会学演变的分析,旨在说明,在中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社会学的家庭研究从一开始就与知识界的社会认知需要密切相关;在方法上则一直与整体主义方法、实证的社会史方法,以及传统文化论等方法缠绕在一起。对作为社会基础性制度的家庭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变动局面及学术生态的推动或限制。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对社会认知和社会理论、社会思想产生特殊的影响。通过这种国际学术史的了解,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当下中国的家庭现象和家庭社会学的研究。     

略论东方哲学与宗教

"东方"这个概念,人们往往从地域、文化或政治等不同的角度来使用它。在不断的文明创造中,东方孕育了许多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宗教,也创立了自己发达的哲学。世界文明是在多种文明的交互影响中发展起来的,有时甚至很难简单地把某种宗教或哲学划归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随着"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以及与之相对的"文明对话"观念的大力倡导,对东方文明的研究和东西方文明关系的反思得以纳入世界文明未来前途的广阔论域加以讨论,也使得关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有可能突破传统"东方学"的偏见和逻辑而获得新的意义和内涵。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和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东方学术界来说,重视和开展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智者不惑"的道德意涵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尊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智者"之所以"不惑",并非仅仅因为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能力而能知物识理,而是更多地指具备人事活动领域的道德理性而能明善祛恶,它主要体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知当务、识时势.正因为对明善祛恶之智的强调,促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成人之教",而有异于西方的"爱智之学"."智者不惑"蕴含的人文内涵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过于倚重科技理性之风,是以真善美为底色、崇尚人的全面发展之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     

化理论为方法--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和超越

冯契的哲学宗旨是"转识成智",即从知识之学到智慧之学,具体说来就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本文拟以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和科学方法论革命为背景,从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和超越的角度,对冯契先生"化理论为方法"的辩证思维方法进行一些探讨.文章认为,金岳霖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在现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而冯契的逻辑思想研究,既吸收了近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已被普遍接受并已中国化了的西方逻辑和科学精神结果,又对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挖掘、发挥和继承.冯契对辩证逻辑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根据中外逻辑思想相结合而提出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构想--按照"类、故、理"三组范畴来安排逻辑范畴体系.     

“道法自然”经济的思想研究的价值

文章归纳分析了中外学术界对“道法自然”的经济思想所作相关的研究 ,梳理了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渊源 ,指出了“道法自然”的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理论意义。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儒家维度

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曾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作过一番评价,直言其"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文艺思想传统(主要是道家)之木"。对此,朱光潜在20世纪80年代数度作出回应,表明自己实则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本文对朱光潜思想展开重新考察与梳理,认为其实际上有一个由偏于道家向偏于儒家的发展过程,及至20世纪40年代,其儒家文化立场已经非常成熟、稳固。此时他以儒家的礼乐文化之木接西方近代美学之花,在中西文化互释中阐发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并寓以自己"美善合一"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     

经典诠释的向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重建--"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之建构国际会议"侧记

中国有着久远的经典诠释的传统,虽然它与西方诠释学的内涵有所差异,但通过解经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却是中国先哲的传统。如何借鉴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开展中国经典诠释研究,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思想智慧,从而深化和拓展中国哲学研究,让传统经典成为学术理论创新和人类智慧的源头活水,这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它颇受学术界的关注。2005年12月15至20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王弼与郭象———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之建构国际会议暨郭象著作研读会”就反映了学术界对以上课题而进行的新思考。在中…     

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

<正>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当代精英却往往不能够得到社会民众的尊敬。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当代中国精英学习西方的贵族精神,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得不到社会尊敬,关键是我们这批精英缺乏西方的贵族精神。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就是要像西方贵族一样,有文化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