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比冲突治理若干基本问题:多维视阈的解读

邻避设施整体公共效用与局部负外部性影响的二元冲突是邻比冲突治理必须考量的核心问题,邻避设施公共效用的必要性强弱、设施局部负外部性影响的破坏性程度以及设施设址的环境正义伦理,应是决定邻避设施设址决策的关键变量,由此可以建立邻避设施设址决策净值的简约分析框架。环境哲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逻辑要求应从严判断邻避设施负外部性影响的破坏性程度,变受害者负外部性影响举证责任为受控者否定性结论举证责任。虽然邻比冲突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无法确保邻避设施得以成功建设或运营,但政府引导的公民参与比将公民排除在邻避设施设址政策过程之外更为必要和理性。即便面临诸多质疑,补偿回馈机制对治理邻比冲突具有实践必要性和伦理正当性,有助于提高邻避设施设址接受度,能促进邻比冲突治理。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邻避冲突及其治理

基于文献研究和规范分析,对邻避设施、邻避情结、邻避冲突等关键概念进行本土化界定,认为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影响及其成本收益分配不均衡以及现代公民意识成长是造成邻避冲突日益频发的关键原因;加强设施负外部性影响治理、优化公共政策制定、建立设施设址的利益激励机制和信息公开与协作交流机制、加强城市功能区规划等,是有效治理邻避冲突的必然路径.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

本文将乡村建设运动置于民初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在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以抽象政治为出发点的制度改革向以民情经验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转型。如何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社会与公民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而这一目标也构成清河试验围绕"区域"理论而展开的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前提。早期燕京学派学者界定了以"市镇"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的边界,并以"乡约"为底本构建了适应于中国历史民情特点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他们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清河试验区的组织建设中去,通过推动运销合作社、地方新闻业等社会事业,初步探索了中国社会地方自治的可行形态。     

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

新时代新挑战呼唤新思想,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强调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和社会建设方向。这些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推动,因而值得从学理上加以研究。     

数字化时代“信息茧房”风险与互联网宗教治理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宗教治理是我国互联网空间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何在数字文明建设进程中，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强互联网宗教治理，化解或降低互联网宗教风险，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这是时代之问，对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笔者拟围绕着数字化时代的“信息茧房”风险与互联网宗教治理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基于互联网空间治理理论，从国家治理逻辑、依法治理逻辑、综合治理逻辑、技术治理逻辑和网络空间行为主体治理逻辑五个维度，提出建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治理的实践体系，高效精准治理互联网宗教，可以有效将“数字风险”转化“数字机遇”，防范化解互联网宗教领域重大风险。     

道德恐慌:媒介符号的自我生产、消费及其治理理路

在道德恐慌现象发生的过程中,作为事件的"生产者""传播者"以及"利益诉求者"的大众媒介起到关键作用。恐慌事件被媒介"生产"成"符号",为道德恐慌的形成提供了认同基础。在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恐慌事件最终被社会公众所"消费"。治理道德恐慌,需要厘清媒介与社会道德恐慌之间的关系,构建政府、社会和民众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     

前瞻性情绪作为社会风险的信息源假说：公共场景下风险决策的情绪及文化机制探讨

本研究从梳理决策的情绪理论入手, 在综合几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前瞻性情绪作为社会风险信息源”的假说。前瞻性情绪是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 由于对决策选择的预期而感受到的, 进而影响决策行为的情绪。社会环境下的风险事件具有突发和稍纵即逝的特征, 如果一个公民对这类风险事件做出反应, 其结果的概率难于量化。在这种情况下, 前瞻性情绪能够为决策者快速提供有关信息, 并形成对决策预期结果严重性和可能性的综合表征, 从而成为公众场景下风险决策的有效线索。不同前瞻性情绪的组合在面对社会性风险事件时具有针对性的作用。近年来在文化比较中对于面子、荣誉和尊严文化的划分, 也为我们研究文化的情绪特征和行为效应提供了理论框架。本研究拟通过四项研究和多个实验探讨前瞻性情绪如何影响公众场景下人们的风险应对行为, 并对三种文化的情绪特征进行比较, 探索情绪性决策中个人因素、群体因素、及文化因素如何共同决定公共场景下风险决策(如亲社会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与发展, 同时也期望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及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疫苗安全恐慌的心理成因与应对策略

疫苗安全恐慌是由负面报道或阴谋论引发的公众对接种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怀疑，其后果是导致大面积的接种率或接种意愿短期骤降，它可从信息内容、个体层面的风险感知和群体层面的风险氛围三方面进行解释。公共卫生工作者可通过重建公众对疫苗可预防性疾病的风险感知等策略来预防和应对疫苗安全恐慌，网络平台也可通过信息治理以遏制错误信息的流行，但仍需发展系统的理论以理解疫苗安全恐慌的形成机制并促进公众对正面疫苗信息的积极分享。     

风险社会中公众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影响

风险社会中如何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成为焦点。以政治信任形成的终生学习理论为基础,将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整合,探讨影响政治信任形成的因素,以及政治信任对政治合作的影响。对291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层次回归结果发现：政治信任在政治透明度感知、宽容度感知和政治合作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在负面认知固化程度和政治合作之间发挥负向中介作用;政治氛围感知在政治信任和政治合作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最后,对该结果形成的原因与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进行讨论,并对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近30年来的主流范式.但此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所归纳出的经验理论,在解释西方早期社会运动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方面,存在着自变量和因变量范围过于狭窄、解释能力不足等缺点.本文指出,国家主义理论以及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是研究社会运动的替代性范式.国家-社会关系清楚定义国家性质、社会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于认识作为集体性抗争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具有重要价值.     

风险耦合与级联:社会新兴风险演化态势的复杂性成因

国内外学者在典型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与模式、全球风险因素及其相关性、公众的风险感知、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策略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政府也对各类典型突发事件建立了完善的应对机制。但社会新兴风险的复杂性给传统的应急管理体制带来很大的挑战。本文从社会新兴风险态势演化过程中的耦合性与级联效应进行分析,尝试解析社会新兴风险的复杂性成因,以期深度理解这种风险态势下的风险利益相关者多元化风险响应模式以及组织的应对策略选择的多样化。最后,提出了对社会新兴风险治理要秉持长期性、多元化、信息共享与融合、柔性化等战略管理视角与风险治理思路。     

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国家治理中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运动式治理再认识

作为革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后革命时代的延续,运动式治理的盛行体现为对传统革命动员逻辑的路径依赖,其运作逻辑体现为权威体制下的权力实践。由于运动式治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所以在政治实用主义的考量之下,运动式治理很难在政策工具中被摒除,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也成为国家治理范式转型的艰难所在。但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治理实践,运动式治理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相悖,具有突出的局限性,从而使"范式转换"具有突出的必要性。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制度化治理。     

改革开放四十年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思考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取得了辉煌成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学科支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进路相切合,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伦理学研究遵循着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而推进,呈现出"历时性"、"共时性"和"批判性"的理论特征。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理论进展主要在政治伦理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政治伦理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新时代,推进政治伦理学研究首先要加强理论建设,使政治伦理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进一步科学化;其次要强化学术功能,发挥政治伦理学的价值导向、现实批判和理论批判功能;再次要彰显中国政治伦理自信,积极应对国际政治伦理文化影响。     

日本市民运动的历史演进和当代转型

日本市民运动兴起于战后"55年体制"下保守-革新势力的尖锐对峙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思潮风起云涌,反战和平运动、学生运动、住民运动等市民运动在推进民主政治、促进公害防治、保障社区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政治环境的变化,市民运动也发生转型,在整体上意识形态色彩趋于淡化,环境保护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NPO活动和社区营造运动成为改善公共治理的新力量。     

论风险观念的价值哲学基础

<正>"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和风险观念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以"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社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即在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政治的去道德化努力——韩非对政治与道德关系之思考

在战争四起、社会动荡的诸子时代,政治的正当性与有效性是诸子无可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与儒家对于道德在政治治理与政治行为中之价值的充分肯定而表现出的泛道德化倾向不同,也与道家因对"道"的推崇与服膺而对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理解呈现为一种超道德化的立场不同,有鉴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及道德在政治运作当中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韩非的思想彰显了一种去道德化的政治理论建构之努力。当然,关于道德、习惯与法律,我们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它们,并让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