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社会力量参与邪教治理研究——基于温州的实践样本

引入社会力量有助于突破当前邪教治理的瓶颈,这也是我国反邪教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温州已率先进行试点探索,依托"枢纽型"反邪教组织、需求导向的合作机制、现有资源平台整合与文化生态系统重建,取得了突出的治理成效。同时,探索中也暴露出社会力量松散、不稳定、非专业性的瓶颈,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与配套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应加快提供方向性改革引导,加强可行性运行框架设计,规范操作性项目实施,提升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角色伦理治理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角色伦理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契合是角色伦理治理的理论前提,角色伦理治理的现实吁求和实践路径是角色伦理的实践基础。在角色伦理治理实践过程中,角色伦理治理要求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等角色主体要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和权责关系,遵守角色道德规范,提升角色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通过角色伦理治理实践实现社会的善治。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韩国伦理委员会建制与功能及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等制度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等资源力量,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思路。让各类伦理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力量,是当今较发达国家比较多见的做法。韩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与效果经验,值得评介与借鉴。伦理委员会是韩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机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各部门领域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又是依法维护行业伦理规范,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接受民众监督和投诉的直接渠道,是维系行业、民众、政府三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通道。"伦理委员会"作为韩国政府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伦理性和权威性等效能,韩国各类伦理委员会,在提高政府及行业决策和执行中的"应然"秩序和效率,增强政治公信力,促进行业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文明与公民道德素质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如何使我国治理资源和力量多元整合,多维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韩国及世界他国的伦理委员会建制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方式。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居民自治的再建构

实地观察发现,"村转居"社区并不天然地更利于自治,其实际的治理状况经常表现为典型的弱自治特征。由于村转居社区一般是城市化进程对村庄进行了改造、并在行政整合的外力建构下形成的,原来的行政村所实施的村民自治主要基于村民之间共同的经济联结而不是社会自主性,决定了行政村的自治传统基本不具备可继承性。因此,对于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方式,应理性地定位于"有限自治",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以培育居民社会联结和社会自主性为目标的再建构过程。     

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先锋型政党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引领性、主导性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基础。在历史上,是先锋型政党缔造了现代国家,并且一直引领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基础上,先锋型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始终代表社会中最广大群体的整体发展利益。因此,只有先锋型政党能够将民主与治理有机结合,通过民主求治理,通过治理来发展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型政党,通过组织化驱动,在主体与资源两个方面克服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天不足,形成了一种党建现代国家的模式,通过党的建设来推进国家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引领体系、支持体系和控制体系"三位一体"的执政体系,使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全面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政党主导型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中居于关键性的枢纽位置。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具有鲜明的政党主导特征,中国共产党统领并协同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城市应急管理实践。有效构建中国特色政党主导型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独特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提升城市应急管理效能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全面领导、组织动员、资源统筹是中国特色政党主导型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运行机制,为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创新发展提供方向引领、动力支撑和资源保障。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全面领导,提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危机应对能力,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是推动中国特色政党主导型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优选之路。     

国家治理宗教的三种模式及其反思

宗教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及其治理问题一直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围绕国家如何治理宗教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总结了宗教治理的三种模式:自由竞争模式倡导政府与宗教划界,不同宗教在宗教市场竞争中"自治";整合嵌入模式强调政府积极干预,将宗教组织吸纳至体制内加以有效治理;而互动平衡模式则将宗教间关系视为一种宗教生态,政府仅在必要时刻出手维护宗教生态的"平衡"。以上三种模式为思考国家治理宗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不同治理模式运行背后所隐含的条件性约束及治理盲点限制了其推广和复制的空间。综合既有模式的优势及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对具有中国特色宗教治理模式的探索需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框架基础上,构建"一核领导,多元共治"的中国宗教治理模式,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推动宗教治理的法治化。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的困境与超越

村民自治的良性实施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实现和谐安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村民自治应当依据自治的原则和规范,形成自身的伦理规范与约束机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最终达到维系乡村伦理秩序和谐之目的.顺利实现村民的自治伦理价值追求与乡村的稳定有序应正视多重现实困境.如,村民与村庄关系的不协调,村民与自由和秩序的冲突矛盾存在,最后导致村庄无法达到自由和秩序的统一.超越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从发展集体经济、依从基层法治、均衡分配利益、加快村民教育四个层面最终达到村民与村庄、自由与秩序四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实现四者的彼此结合与统一.     

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定期协商”的制度变迁: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双周协商座谈会"从"双周座谈会"演变而来,实现了从政党协商到政协协商、从统战平台到参政议政平台、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转变,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流程。作为咨询型协商,双周协商座谈会具有中立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可以将政党、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调动和整合起来,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良好的影响,有效实现协商与决策的衔接,推动相关政策建议的落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泸州市基督教会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组织整合和利用的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当中的一切社会资源的总和,它不包含个人或组织自身的资源在内.宗教组织的社会资本可以这样表述:宗教组织社会资本是指在组织自身资源之外,宗教组织整合并利用的那些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当中一切资源的总和.泸州市基督教会同样具有这样的社会资本,也正是在整合和利用这种资本的基础上,泸州教会广泛参与社会服务与慈善工作,既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回报了社会,又扩大了自身的影响,提高了社会地位.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社区性宗教:乡村基督教传播再认识

经典世俗化理论难以有效解释中国乡村基督教传播现象。具有多维形态的基督教不仅蕴涵"人—神"结构的精神信仰体系,而且包含"信徒—教会"结构的地缘信众网络。在传播过程中,信徒在精神层面的超越性体验和对教会组织的集体归属合二为一。嵌入熟人社会的教会组织实现功能延展,发挥出生活互持、生产互助、纠纷调解等社群功能。基督教不仅为信徒提供了超越性的意义世界,而且提供了具有独立评价体系和交往规则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社区性宗教"。基督教迅速传播反映出结构转型背景下村庄社会竞争加剧;村庄非正式规范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和执行,针对弱势群体的越轨行为得不到有效制约;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弱化,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需要将宗教管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切实解决宗教传播反映出的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