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科层组织中的副职：一项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新命题

副职是官僚体制运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制定和执行等全过程。然而,中西方科层组织构建逻辑与运作方式存在的本质差别,决定了副职研究议题的显著性程度。西方国家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分,其科层体系中的副职多处于从属地位,承担辅助性的角色,重要性相对而言并不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科层体系中的副职在组织运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需要从多重维度理解科层组织中的副职。首先,副职的配置是行政事务适配与政治晋升激励双重驱动作用的结果;其次,结合中国治理情境,本文提出副职具有参谋辅助、制约监督、领导执行、凝聚共识、问题纠偏等五项功能,初步厘清了副职的功能边界;最后,进一步建构出影响中国副职运作过程的整体性框架,包括体制结构的刚性规制(组织类型、层级架构、管理幅度)、组织环境的柔性调适(与正职领导、其他副职、分管部门领导的关系)和个体特质的偏好适配(自身性格、专业匹配)等因素。未来需要从中国制度情境和治理实践出发,持续跟进更多有关副职的实证研究,回应与副职相关联的复杂场景和问题,致力于探索此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性命题。     

基于数量感知的数量适应

数量适应是指观察者在知觉上适应刺激数量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考察适应后其数量感知的变化加以揭示。目前对这一现象的争论焦点在于它是对数量的单独适应还是对非数量表面信息的适应。本研究通过改变刺激点大小和刺激组块两种方式, 探讨非数量表面信息对数量感知和数量适应的影响。实验一证明刺激点大小不会对数量感知产生显著影响。实验二发现刺激组块会对数量感知产生显著影响。实验三在前两个实验基础上发现：刺激大小不对数量感知产生显著影响, 也不影响数量适应, 而刺激组块能显著改变数量感知, 并按照改变后的数量感进行适应。三个实验的结果说明：表面信息只有在影响到数量感知时才会影响适应, 数量适应是基于数量感知的加工而产生的适应现象。     

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同伴选择和影响效应:基于纵向社会网络的元分析

以22篇纵向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文献(30项独立样本研究,27746个被试)为对象,使用元分析技术探讨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同伴选择和同伴影响效应假设。结果发现:(1)同伴选择和同伴影响效应都显著,但同伴影响效应显著大于同伴选择效应;(2)青少年发展阶段在同伴选择和同伴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在同伴选择过程中,青少年早期阶段不显著,而中、晚期阶段显著;在同伴影响过程中,青少年早、中期显著,晚期阶段不显著。(3)偏差行为类型在同伴选择和同伴影响效应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网络数量在同伴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随着网络数量增加同伴影响效应越可能成立。结论,中晚期青少年会基于偏差行为相似性选择朋友,早中期青少年会受朋友的影响而产生偏差行为。     

“激将法”会激发还是打击员工?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的“双刃剑”效应

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是信任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感知不被领导信任会对员工的自我产生不利影响。相反, 传统领导方式“激将法”则认为领导的不信任可以刺激员工展现更好的自我。为了解释上述矛盾, 本研究基于自我评价理论和心理逆反理论, 采用实验研究和多源多时间点问卷调查研究方法, 探讨了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对员工自我的“双刃剑”效应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 当员工感知领导能力较强时, 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会通过降低员工的工作效能感削弱员工的工作努力和绩效表现; 当员工感知领导能力较弱时, 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会通过增强员工证明自我能力动机提升员工的工作努力和绩效表现。     

道德推脱对员工道德决策的影响：德行领导的调节作用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819名员工为研究被试,探讨了德行领导在道德推脱影响道德决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德行领导对道德推脱与道德识别、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德行领导不会对道德推脱与道德意图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而会对道德意图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河南濮阳市佛教协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7月14日上午，山西省潞城市佛教协会在海德寺隆重举行第一届代表会议暨成立揭牌仪式。潞城市市长张治云、常务副市长王现敏、副市长平竹青等有关部门领导和与会代表80余人出席了会议。     

团队领导行为与团队心理安全：以信任为中介变量的研究

已有的团队领导研究着重于领导行为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而缺乏其作用机制和路径的研究。本文选取信任与团队心理安全两个变量,以142个团队为样本,对团队领导行为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信任影响团队心理安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转换型领导行为与团队心理安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显著地影响团队心理安全感;(2)信任是形成团队心理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3)信任在团队领导行为、团队心理安全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数量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来自抽象数量和实际数量的证据

本研究采用抽象数量和实际数量叠加的方式呈现刺激,进一步探讨数量对时间知觉的影响。两个实验都运用时间的系列比较任务,以抽象数量和实际数量这两种数量的一致和不一致为条件,将阿拉伯数字和其字体大小叠加及阿拉伯数字和其呈现个数叠加的方式系列呈现在屏幕中央,要求被试比较判断刺激呈现的时间长短。结果显示被试均依靠实际数量的大小判断时间长短,而似乎忽略了抽象数量的存在。这一结果表明实际数量对时间知觉的影响要比抽象数量大,支持并扩展了数量理论。     

员工建言行为的人口统计特征元分析

研究目的在于明确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员工建言行为的关系。共81篇实证文献被纳入元分析, 被试人数为39118人。结果发现, 员工年龄、教育程度、组织任期和职位均与建言行为显著正相关, 即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组织任期越长的员工会表现出越多建言行为; 同时,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职位高低与建言行为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高、低职位员工的建言行为数量差异明显, 而在非中国情境下, 员工职位高低对其建言行为的数量影响差异不明显; 此外, 建言行为的数据来源对员工年龄与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采用他评方式时, 年龄与建言行为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人口统计特征预测建言行为提供较为精确的估计, 并为未来建言行为的相关研究指引了方向。     

转变地方财政职能的背景因素分析

(一)我国传统体制下地方财政职能的简单回顾改革以前,我国财政的职能是协助政府组织经济。当时整体经济的运行完全被中央政府所控制。中央政府事实上成为整个社会的唯一经济主体和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只是被动的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自己并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利益。中央政府控制经济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经济计划。集中统一的计划包揽一切,替代了市场配置,也替代和淡化了财政的职能。在此背景下,地方财政只是按照中央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