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旧内容的新发现

作者企图以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新发现”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真正地位和真正光彩”,说明贯串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乃是“研究个人问题并为个人幸福而战斗”的“人道主义”。他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新的“发展”已经使“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形象愈来愈发出光彩而使作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马克思“黯然失色”。作者认为,不知道马克思的青年时期的著作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考茨基到列宁都因为不知道这些著作而“只能学到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则由于一种“传统的固定看法”,在发现了这些著作之后也加以排斥,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了。作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实,特别是悬在人类头上的那把达莫克里斯的“原子剑”,使人的问题、个人幸福问题、人怎样摆脱异化而成为自由的人的问题空前地尖锐化了,因此各阶级、各流派的哲学家都讨论起这个主要问题来。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是最有启发性的。作者大大吹捧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旧内容的新发现”上的“功绩”,他说只有这些人才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作“正统派解释”的人们却长期不能“领会”这些思想。作者说,不能认为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两个对立的马克思;既不能认为只有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反过来看。他说马克思的前后著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马克思的思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虽然主题不同、用的术语不同,但是根本立场是统一的,那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或“战斗的人道主义”,也就是一种“幸福论”。作者说,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人的“异化”问题,他的目的是要克服种种异化。但是因为当时造成人的各种异化的根本原因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表现出来的经济异化,所以马克思进而研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便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量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克服异化,而达到实现人道主义的目的。作者说,马克思后期的著作虽然愈来愈强调阶级斗争问题,然而个人问题仍占主要地位,而且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内容”。作者认为,在工人运动摧毁了旧生活转而建设新生活的时候,关于个人的全部问题必然会“爆发”;“生和死、生活和幸福等微妙的哲学问题必定愈来愈明显地和顽强地开始出现”。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给个人问题“恢复名誉”,也就是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实际恢复名誉”。本文在翻译时有所删节,但是保留了作者引述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量言论,以便让读者看到这些思想家是怎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也可以看到沙夫本人是怎样向这些思想家“学习”的。     

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一前言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根据马克思曾经自认为是费尔巴哈的继承者并使用过他的某些术语这一事实,竭力夸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他们特别喜欢在“异化”问题上做文章,利用费尔巴哈曾使用过异化一词,马克思也使用过异化一词,硬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直接从费尔巴哈那里搬过来的,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在这方面,波比茨的《异化的人》     

对异化劳动的“四规定说”辨析

在目前所见到的对青年马克思《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中异化劳动的研究成果中 ,一致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有四个规定 (参见杨适《马克思〈经济学 -哲学手稿〉述评》,1 982年版 ,第 34— 37页 ) ,对此笔者不予苟同。从文本看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规定的指认只有三个 ,而对异化劳动的结果的分析则有四个。“四规定说”实际上混淆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三个规定”“四个结果”的内容。1 　　“三个规定”是马克思从这一“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而得出的考察结果。这一事实就是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 ,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及其当代启示

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梅林语）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道德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受到追捧的状况,梅林和考茨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与道德问题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不仅反驳“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一切道德”的观点,还试图阐述无产阶级的“新道德理想”;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并非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只是不应当从道德优越性来评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回顾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这些争论可以发现,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派虽然选择了与现实妥协的态度,但是他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观点的反驳;同样,以梅林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派”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避免伦理相对主义的挑战以及无产阶级新道德的实质是什么等问题,需要后人作出进一步的解答。     

法共刊物《新评论》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大肆鼓吹“人道主义”,他们把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和“人道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说什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苏联共产党纲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完全的人道主义”(加罗迪),有的人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人的哲学”(沙夫)。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谈得越多,也就越左右支绌,他们内部的意见越来越分歧混乱。今年法共刊物《新评论》上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暴露了这种情况。正如M·西蒙所说,许多参加讨论的人虽然用的是同样的词句,引证的是同一文献,所参加的是同一运动,而说的却不是共同语言,实际上也没有站在共同立场上。这场论争是由阿尔杜赛尔所引起的。阿尔杜赛尔在意共刊物《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这是他准备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论文集中的一篇)。《新评论》杂志于今年三月号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发表了J·桑普伦和F·戈昂的文章,在四月号上又发表了M·西蒙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论争。阿尔杜赛尔的主要论点是: 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词中的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是严重地不相称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则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非科学的)概念。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以“人的哲学”为基础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时期,这又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由自由派的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第二个是由费尔巴哈的“共性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但是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就与“人的哲学”彻底决裂,批判了任何哲学上的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把人道主义规定为“意识形态”。三、从严格的理论观点来看,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里面,可以看出关于人的世界本身及其实际变革的(肯定的)认识所必须的(否定的)绝对可能性的条件,只有在把哲学上(理论上)关于人的神话化为灰烬的绝对条件下,才能认识与人有关的某些事情。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并不取消任何人道主义的历史“存在”,并且承认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必然性。四、十年以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只在一种“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形式下存在,现在则有了两种形式:一种是“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如中国等)的“人道主义”形式;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亡的国家(苏联)的“人道主义”形式。它们是适应于两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的两种形式。“阶级的人道主义”必将发展到“个人的人道主义”。阿尔杜赛尔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时期,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滥川”、“非人道的东西”——恐怖、镇压、教条主义等联系起来。现在苏联虽然已经进人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时期,本来应当直接从新的意识形态上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但是苏联的哲学家们却纠缠在“人的哲学”的那些概念上,求助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那些概念(如“异化”概念)。他认为这是过去的“理论条件”(包括“斯大村主义”时期的教条主义)的遗产所造成的。他认为现在应当以严格的科学概念去阐明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策略意义。桑普伦的文章根本反对阿尔杜赛尔的意见,逐条予以驳斥。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时期进行了更恶毒的攻击而为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辩护。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1843年以后就一直贯彻着“现实的人道主义”。戈昂的文章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的总体中去把握社会主义。他对“个人迷信”时期的具体分析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反对把这个时期的一切全盘否定,他肯定了那个时期的促使人类进步的方面,并认为当时的消极现象有它的经济基础上的原因,他反对有一种本来就有,后来丧失而终于被“恢复”的人性。西蒙的文章,大量地引经据典,论证了阿尔杜赛尔所提出的各个问题,他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上的“人道主义”,但又认为“人道主义”所表示的某种事实对于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实践的共产主义都是主要的东西。这几篇文章翻译时都作了删节,西蒙的文章只译出了两个片段。     

异化和社会行动

“异化”现在是个时髦名词,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异化“可疑”的主要理由。有些人对这个词抱“防范”态度,他们认为与异化相联系的内容在实践中是危险的,还有些人愿尽力保持他们认为值得维护的状况,而对“异化”一词有反感。这些嫌恶的反应来自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实际立场的人:从那些自命以消除词句意义不清为己任的学者,到与“失望哲学”的悲观主义做斗争的人,都有。我们发现,在反对异化概念的人们中,既有囿于新实证主义传统压     

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我们能夠共同改变世界么?

不久以前,法共领导的南特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组织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周的讨论会,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我们能共同改变世界么?”一个是“世俗性”(摆脱宗教影响)的问题。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发言人有维莱(Michel Verret),是法共党员,大学副教授,《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一书的作者;有杜戈克(Duquoc),是多明我派的神父,里昂天主教学院的神学教授,《宗教和进步》一书的作者;有韦叶一莱那尔(Etienne Weill—Raynal),是社会党刊物附会主义杂志》的主编。他们三人在会上都作了两次发言。这些发言稿,由法共的《新评论》和《社会主义杂志》同时发表。我们这里只把维莱的第一次发言摘译出来,以便读者了解法共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合作论的一些具体言论。本文所说的理性主义者,主要是指法国社会党人。维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共同改变世界是丝毫不成问题的。只有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合作,问题比较复杂。但他认为,在目前现实情况下,和平、民主、民族前途、社会主义等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使基督教徒也有与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共同改造世界的条件。他号召各派的人跳出自己的阶级立场,依据“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动”,来“共同改变世界’。他说为了共同改变世界起见,各派人物自己也要改变各种成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认为必须改变顽固性和狭隘性(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韦叶一莱那尔强调过去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分歧,证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很难合作。他认为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人民生活仍然是“悲惨”的,个人的各方面的自由仍被“否认”。他说在“非斯大林化”以后,苏联虽然提出了和平共处的问题,但现在有了俄国的和北京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成了问题。韦叶一莱那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共同去找寻真理”,但他用这样一个笑话讽刺苏联“共产党人”对真理不老实:加加林从天上回来的时候,赫鲁晓夫问他:“你看到了天使么?”加加林答道:“看到了”。赫鲁晓夫说:“这正是我所害怕的。但你不要把这事对任何人说起”。后来,加加林到罗马去见教皇的时候,教皇问他:“你看到了天使么?”加加林正想说“看到了”,但因记起了赫鲁晓夫的话,就说:“我没有看到”。社戈克神父在发言中首先认为天主教徒要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讨论,存在着三个“心理上的困难:第一,他们对共产党的具体目的不明白;第二,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觉得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是不够民主的;第三,共产党的反宗教观点。杜戈克神父也认为有些问题确实使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应当对可能采取的共同行动进行讨论,他举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如失业,经济衰落,财富被少数人浪费,威胁和平的原子武器,许多落后国家的文盲现象……等等。他说马克思主义只讲政治,并把人在历史上的种种异化的原因只归之于经济条件,所以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改造世界的讨论不是从同一个水平出发的。但是基督教徒应当有勇气对那些不相信他的信仰会有什么结果的人们进行讨论。这场讨论,表明了法共修正主义者虽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厚颜无耻地力求与资产阶级各流派妥协、合作,但在对方看来因为他们还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某些破片,所以一直认为他们修正得不够彻底。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说明修正主义者在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关系中也日益陷于被动。     

“实践的人道主义”是形成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在近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和异化劳动论视为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论和人的本质异化的残迹的观点,这是对形成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我认为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论和实践的人道主义主要不是从对经济范畴的道德评价上所获得的道     

全国报刊部分哲学论文目录索引

(1984年3月26日至同年4月25日)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研究谈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问题兰海理论 月刊1984年第8期“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只能是一个bJl 象人道主义的命题郭保珠段德元理 论月刊1984年第4期“社会主义劳动异化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 王延礼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l期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和所谓“社会主义的 异化”胡宝深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 第l期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概念与社会主义异化论 陈荣富江西大学学报 1984年第1期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标志着早期异化理论 的终结何建辉江西大学学报198成年 第1期论马克思抛弃异化范…     

社会主义:平等、民主与自由——德拉-沃尔佩的社会主义理论

20世纪 ,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经历了较多的磨难 ,也引起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 ,值得关注的是德拉 -沃尔佩的社会主义理论。德拉 -沃尔佩是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平等、民主与自由是其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 ,他把这一问题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认为在当今世界政治形势下 ,“为了坦率地表明我们对现实所指出的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态度 ,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社会主义和自由 (以及民主 )之间的关系问题” (德拉 -沃尔佩 ,第 6 0页 )。十分显…     

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

异化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在思想理论上涉及的面很广。对讨论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宣传,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具有广泛的必要性。胡乔木同志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文章的重要意义,就是对这个问题及时     

异化、哲学人本学和“马克思批判”

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对于马克思所做的批判,是围绕着异化概念做文章。自从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发表以来,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中,还没有任何其他概念,被马列主义的敌人——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进行过如此详尽的“研究”。这个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首先必须联系到当代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所展开的深刻斗争来看待关于异化概念的任何解释。因此,异化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狭义上的语言-历史问题,即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多大程度上还受费尔巴哈或黑格尔的影响,或者摆脱了他们的影响的问题,而首先是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     

应该研究异化理论——《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的序言

又是一本关于异化的书?这书是给什么人写的?为什么要写?我能想象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惊讶地提出这些问题。一听到“异化”这个词儿,他就觉得必须对修正主义的或反共的观点提高警惕了。这本书主要不是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但是确实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不了解异化理论的意义与作用,我才要写这本书。这本书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对异化理论深感兴趣的人,尤其是那些对这一理论本应感兴趣、本应给以正确评价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特别是写给那些政治活动家的;写给那些自觉地并公开宣称自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行动的政治家的。换句话说,这本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但其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     

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经问世,就立刻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广泛重视,特别是其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更是直接促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中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热潮。在这场人道主义的热潮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凸显了他对人的个性与自由的重视与关注;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从构成人性的一般观念即“类本质”出发论述异化概念的。在这里,本文将主要立足于后一种视角,以人的类本质、人的类存在、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作为基本的线索,概括地考察异化理论所包含的关于“人”…     

要坚持四条原则,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汪子嵩同志在全国哲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对四条原则如何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坚持四条基本原则,有个真坚持与假坚持的问题。因为第一,由于林彪、“四人帮”以及“两个凡是”在这些问题上制造了混乱,他们搞的一套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又当作真马克思主义来讲。我们要坚持四条甚本原则,首先必须拨乱反正。第二,我们党是一贯坚持这四条基本原则的,但由于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因此,我们坚持这四条基本原则,如果简单地认为就是林彪、“四人帮”的问题,拨乱反正,回到文化革命以前的情况去,也是不行的。第三,现在情况在     

异化与社会主义——(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总结)

如果我们想在过去几十年所发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去查阅马克思有关异化概念的话,那将是徒劳的。在许许多多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这个中心范畴连一次都没有被提到过。可是这类教科书的宗旨还是为总结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而撰写的。为了使这种现象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认为就这个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所应占有的地位来谈谈我们的看法,实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们还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分析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时候,这个范畴是否能用上呢?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在有些地方还要涉及到马克思的几份手稿(《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39),在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讨论会述要

1991年11月21—23日,贵州省哲学学会召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60多名哲学理论、宣传、教学工作者与会.现将这次讨论会中的主要观点概述于后:(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归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得出的理论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科学地     

霍耐特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规范性重构

霍耐特论证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背后共有一个核心的规范性直觉即社会自由,他们把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许诺未能实现这一事实归咎于对自由的纯然个体主义理解与博爱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进而意图以社会主义计划(其规范性基础是社会自由的理念)来克服这一矛盾。但霍耐特认为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受到工业革命时代的理智与文化条件的束缚未能成功地实现上述理论意图,因此,要想在当代复兴社会主义的理论生命力,就必须通过历史试验主义和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重构社会主义的愿景,在其中,能否在功能分化的各领域中实现社会自由构成了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这一内在批判的、规范性与经验性研究相结合的"后马克思主义"视角尽管有助于拓展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思考空间,但它本身也需要进一步的自我审视与批判。     

波兰的分析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是作者(Henryk Skolimowski,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即将出版的《波兰的分析哲学》一书的一章,发表在美国《思想史杂志》1965年4—6月号上。翻译时删节了部分注解。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作者从资产阶级哲学立场出发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波兰哲学的概况,同时提出波兰分析哲学的四个特征。在第二部分中,他追述了四十年代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分析哲学的斗争,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受了分析哲学的影响”,最后形成了“分析的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三个阶段:一、1951—1955年,二、1955—1958年,三、1958年以后。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说:“1956年被认为是波兰哲学和整个理智生活伟大转变的一年”;沙夫关于真理论的著作“吸收了许多分析哲学的概念”,他的关于矛盾的学说是“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柯瓦科夫斯基“反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过时的陈腐的概念”;克拉耶夫斯基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实证主义派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作者认为前者“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正在增长着”。在第四部分中,作者专门评述沙夫的演变及其同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语义学的关系。他认为沙夫是“一个卓越的实证主义者”和“正统的修正主义者”;沙夫所做的事主要是五个方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新领域;恢复语义学;把语言哲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等等);他在萨特尔影响下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企图“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哲学这个缺陷”。作者特别评介了沙夫的《语义学导论》及《语言和认识》这两本书。《后记》叙述了战后一直到1956年10月前后波兰分析哲学的状况及年轻一代哲学家的“分析倾向”。他说,“哲学的分析方法已经侵入他们(指波兰哲学家——译者)的心灵”,“所以,即使整个分析运动被完全消灭了,分析哲学将在他们的血管内运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特别重视波兰年轻一代哲学家,高度赞赏他们的修正主义哲学方向,期待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继承者,他说:“如果传统要继续下去,年轻的一代就应该接过去”。可见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正在激烈争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对波兰哲学界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以沙夫为首的修正主义哲学家如何追随资产阶级哲学,并且按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最新”成就修正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