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贵州遵义教案

1840年鸦片战争后,法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它以“保教权”为名,把我国西南各省划入它的势力范围。梵蒂冈配合法帝国主义不断往这些地区派遣“传教士”。这些所谓的传教士,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充当着法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先锋、谋土、间谍和鹰犬。起初由于势力薄弱,多“溷集市缠”干些秘密勾当,“别无骇人听闻之事”,及至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签订后,便“飞扬跋     

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的国家利益与罗文藻的坎坷祝圣路

本文叙述罗文藻的祝圣过程,阐述保教权与列强国家利益的关系,论述列强间的保教权之争,分析为何彼此争斗的列强会一致阻挠罗文藻受祝圣,探寻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第一,教廷为了争取更好的传教效果,只能依靠当时厚待天主教的强国。第二,当教廷和世俗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教廷下达的命令与传教士所属国家的利益针锋相对时,传教士会因为国家公民和修会成员的双重身份,陷于两难,且往往倾向于保护和资助传教活动的世俗国家。第三,列强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一定优先于传教效果和当地教会利益。     

教会史料在华保教权之争

“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总要救些人。所行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泽。”(格前九22—23)。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外国传教士,遵循保禄的教导“入乡随俗”,与我国人民鱼水交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随后一些持有保教权的国家和以保教权为护身符的传教士,却给福传工作造成种种障碍。这些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留给我们一份宝贵的财富。在华保教权之争,确似一个青苹果,现特作一回眸,供大家品味！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记略——纪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三十周年

天主教是1640年传入四川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309年,其中就有253年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控制着。这个“传教会”完全采用新老殖民主义统治殖民地的方法来控制当地的教会,一切事务大权由法国人掌握,而中国人竟成了他们的附庸。1946年,罗马教廷宣布中国140多个教区实行“圣统制”,意思是:中国天主教已从幼年走向成年,自己能够当家作主了。全国神长教友莫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可是事实上竟不是那么一回事。“圣统制”颁布前,在全国140多个教区主教中,中国主教仅有20多位;“圣统制”颁布后,外国     

“保教权”的来历和侵略作用

“保教权”是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相互勾结,利用传教进行侵略的一个手段,它的由来很久。四百多年以前,欧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两个强大的殖民国家。它们向世界不发达地区积极扩张侵略势力,进行海盗式的掠夺。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女皇资助一个名叫哥伦布的水手漂洋过海,找到了美洲大陆。当时,葡萄牙根据教皇在十五世纪中叶曾经承认非洲西岸为葡萄牙殖民范围的规定,认     

利玛窦经验对当代传教工作的意义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只活了57岁,而其中的后2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利玛窦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将西方的“实学”传播到中国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今天他成为举世公认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获得如此美誉,当然是教会的光荣。利氏在华传教28年     

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影响

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显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形成是十七世纪罗马为了落实天主教远东本土化政策和力排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行动的结果。虽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传教经费来源上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资助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的传教团体(Association),而非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过程曾经产生过推动作用。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的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的反对,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进行了半个世纪,最后导致了中国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其起因主要是： （一）利玛窦传教思想引起的争论“礼仪之争”的导因是从对“尊孔祭祖”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主”与“上帝”等问题的争论开始的。但是,在当时的传教士中,并不是都如利玛窦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且一些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又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及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对利玛窦…     

郭显德近代在华传教活动之初探

郭显德近代在华传教活动之初探段琦郭显德是１９世纪来华的美国长老会牧师，在华传教时间长达５６年，经历了清末民初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其主要活动地点是在山东烟台及胶东地区，是近代西方传教士中颇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着重对他的神学思想、传教特点、教育思想、中国观...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米怜在短短九年的传教生涯中,忠实执行马礼逊制定的政策,苦心经营南洋传教基地。南洋传教基地的建立,是马礼逊和米怜鉴于清政府严厉禁教,难以在中国内地开展传教工作,不得已选择南洋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建立一个基地,以便培养华人传道,由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为此,1814年,米怜赴南洋考察,在取得马礼逊的同意后,决定在马六甲建立基地。基地于1815年建立,主要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办学校、办印刷所、办刊物和慈善。本期我们介绍米怜所办的期刊。     

佛教早期在华传教主体之研究--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佛教早期在华的成功传播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佛教早期在华传教主体进行研究。传教主体采用个人传播方式,其灵活性与隐蔽性有利佛教在古代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传教主体间文化身份的亲和及其认同,使佛教在古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立足成为可能;传教主体摆脱功利主义影响,是佛教成功传播的重要因素;传教主体创制了一套有效的精神文本,这种文本在符号表达、思维方式、当下利益上与解读者保持亲近,促进了中印两种文化实质性交流。     

明末在华传教士金尼阁墓志考

传教士金尼阁在明末天主教对华传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教会档案与其中文墓志所载事迹颇有出入，以至学术界有人将其作法国人，又有人将其作比利时人。关于金尼阁卒年中外文资料的差异更使中国研究天主教史权威方豪教授也为之存疑。本文就金尼阁的身世，包括国籍、首次来华时间、主要事迹以及卒年进行了考析。旨在弥补金尼阁研究之空白，也希望对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的某些时间问题提出富启发性的看法     

汤若望--首任中国天文台外籍台长

明清之际,西方大量传教士的来华,一方面是东方文明的吸引和朝廷当局的较为开明;另一方面是在华传教的热土有待开垦,传教的前途大有希望,于是,教皇当局把福音在东方特别是在华的传播,作为重中之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大批具有较高神学造诣,且精通天文、地理、算术等科学技术的传教士,不远万里,经过旅途的艰辛,来到中国传教,并在中国大地上取得传教和科学事业的双丰收。在这些传教士中,汤若望神父算得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以科学开路,为营造在华宽松的传教环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后来的传教…     

披羊皮的狼

帝国主义传教士过去在教徒中间经常散布这样一种谎言,说他们到中国来是“传教救灵”的,他们办的“慈善事业”是“救中国人”的,还说“传教经费”都是从外国来的,说他们自己是“弃绝世俗”、“神贫克苦”的,等等。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传教士自从来到中国以后,对中国人民包括天主教徒在内,进行了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思     

唐代的圣经译述

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讲解景教教义,《景教碑》称“问道禁闱”;二是经典翻译,即所谓“翻经书殿”.     

论美部会开辟中国传教站的背景与动因

1830年,美部会开辟了美国基督新教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站。作为美国首个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海外传教机构,美部会是中美早期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这一组织的旨趣根植于美国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它是美国本土对印第安人传教活动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受到了以爱德华兹、霍普金斯等宗教神学家为代表的新神学派的影响。在教会长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营广州同孚行的美国商人奥利芬的呼吁成为美部会派遣对华传教士的直接诱因,裨治文来华则正式拉开了美部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马赖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梵蒂冈此次宣封的所谓“圣人”中,有一个名叫马赖的人。中国人民对马赖此人记忆犹新,他就是著名的“西林教案”主角,而正是西林教案,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屈辱的经历。1违反清朝的禁令,潜入内地传教。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又名马奥斯多,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中,虽允许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和房屋、坟地等,但条约也明确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传教,而不准私入内地活动。条约规定“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     

略叙登霄节

《古兰经》云:“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他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17:1)他的仆人是穆圣,禁寺是麦加天房,远寺是耶路撒冷圣殿。因为四周有果木,河流,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故称赐福干其四周。夜赴远寺一事,从来的传说不是一致的。穆圣登霄这件事的日期,是在为圣传教后第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地     

清代贵州的禁教与保教(续)

(三) 为了处理青岩、开州两教案,清政府调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坐镇贵阳;并派两湖总督张亮基以总督衔署理贵州巡抚兼提督。两员重臣同时下放到贵州处理教案,足见清政府保教态度的坚决。清廷随即下达谕旨,令劳崇光、张亮基二人会同将田兴恕解往四川,听侯查办。劳、张二人在贵州办理教案,都是一味顺应法国传教士的需要。他们为了确保贵州今后不再有禁教之事发生,从一切方面给天主教的发展以方便。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七月,劳崇光、张亮基联名向清廷上奏,强调贵州天主教是由来已久的,远在禁教时期的“道光年间贵州即有     

中国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刍议

1875年创刊的《亿万华民》是西方最大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团体——中国内地会的会刊。该刊是内地会向西方社会反馈其在华传教动态,中国时政、历史、地理等信息的主要窗口,也是引导西方社会潜在的捐赠者为内地会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持的动力源,其长达89年的发行历程使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