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鱼杂考

木鱼是佛教中僧尼诵经化缘时敲击的法器,中间镂空,刻木为鱼形。木鱼源起时间极早,具体时间难以界定,约在公元前几百年。梵文中有个词“ghante”,汉译“犍稚”,凡是佛堂中敲起来发响的东西均叫犍稚,木鱼是其中之一。     

寺钟琐语——禅林谈艺录之二

我国寺院之钟,一般有大钟、殿钟和僧堂钟三种。其大钟系用来号令阖山之诸堂,即悬挂在钟楼内的钟。按照寺规,每日早晚及遇到法会时皆敲钟。《敕修百丈清规》法器章:“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即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因此,钟与鼓可算得上是佛教法器中的姊妹俩,因两者在寺院内所起的作用相似。尝考钟的历史起源很早,它本是古代乐器名,据《世本》谓“(亻垂)作钟”。按(亻垂)也有写成“垂”的,他是远古黄帝时代(相当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著名的能工巧匠。同时《世本》还载:“无句作磬”,颜师古注《急就篇》说:“钟则以金,磐则以石,皆所用合乐也”。原来古人所说的金即铜,是钟悉用青铜制成(用铁制钟那是后来的事)。待佛教传入我国,钟与磐都成了寺庙中的法器,不过后者用铜铁制成,其形似钵,作法事念诵时鸣     

闻缘起偈见解脱义

闻缘起偈见解脱义妙音智在北传和南传佛教的文献中，都有舍利弗、目犍连闻偈悟道，皈依佛陀，成为佛陀的上首二大弟子———“如来双胜”的记载。如南传律藏犍度《大品》（Ｍａｈāｖａｇｇａ）对此事的记述大致如下：当僧伽已扩大到千人以上时，佛陀率领大比丘众来到了摩...     

僧人的日常生活

寺院僧人的生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一定是非常清静而悠闲的，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令多少世人羡慕不已。但是，真正的寺院生活其实十分清苦，同时也十分有规律和节奏。僧人们闻钟而起，闻鼓而眠，闻板上殿，闻梆过堂，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依旧。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寺院僧人日常进行的几项活动，如朝暮课诵、布萨诵戒、上供、过堂、普佛等。一、朝暮课诵 朝暮课诵，又称为“课诵”，是佛教寺院定时念持经咒、礼拜三宝及梵呗歌赞等法事的总称。因为课诵是佛教寺院僧众日常最基本的宗教修行，是每天早晚必修的，所以称为“朝暮课诵”。 早…     

晨钟暮鼓

佛教用语.梵语犍椎Ghantā,译为钟或磬,系举行法事时集众而用的法器.《释氏要览》载,此丘在布萨时,众人不按时集会,佛说打犍椎或打鼓等而召集.因而晨昏撞钟击鼓已成为中国佛寺的一种传统.《敕     

鼓声惊醒名利客

在佛教里面,钟鼓一般都是配用的,如晨钟暮鼓,钟鼓齐鸣是寺庙的特征之一。鼓在印度,多为报时、警报之用。我国古代亦将鼓用于仪式舞乐与军阵中。唐代以后用于僧堂规律、行事报时等,鼓成为寺院中常用的法器。传至日本后,多在诵经唱题时用。     

藏传佛教传统打击乐器犍稚研究

正藏传佛教所用乐器种类众多,传统意义上将其归纳为击奏乐器、摇奏乐器[1]和吹奏乐器三种,其中犍稚隶属于击奏类乐器,也即打击类乐器。对于犍稚,作为局内人的佛教信徒或是僧侣,以及作为局外人的非佛教人士一般对其知之甚少,但纵观藏族古籍文献关于犍稚的著述颇多,包括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犍稚经》《犍稚时经》和收录于《丹珠尔》的《犍稚偈赞》,以及由藏族著名学僧所著《犍稚论述正言·绽放慧者意中荷花之七马君主》(以下     

五台山的“北方佛事”

清脆的钟磐引导,低沉的鱼鼓击节,笙管和着深沉的唱诵。五台山的音声佛事充满了庄严、肃穆、神秘的气氛。五台山传统佛事被当地老辈称为“北方佛事”,这是针对南方僧人来此做南派佛事而言。“北方佛事”特指在近两千年的岁月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木地特色的佛事。“北方佛事”与没有波特称的南方佛事的最明显区别,是北方佛事“带音乐”。“音乐”,指加入钟、鼓、木鱼等法器以外的乐器演奏,如笙、管、笛等。乐     

精进正当时 佛教的钟文化

<正>纵观古今,独具特色的中国钟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深邃悠久的历史传统,也展现了中国人兼容并蓄、锐意创新的人文精神。这其中,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对中国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古钟走进寺院,与佛教结合,与出家人的日常修行结合,正所谓"钟声警万里,鼓声慧十方"。伴随着时代的流转变迁,梵钟不仅成为中国佛教非常重要的法器、乐器,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典     

钟王漫话

北京西北郊有座朴实古雅的寺院——觉生寺,因寺内后殿悬有一口大铜钟而闻名,俗称大钟寺。其钟铸于明永乐年间,故称之为永乐大钟。钟是一种乐器。远在上古时代,我国就出现了黄钟。《汉书·律历志》刘歆奏章中有关于黄帝命造定“宫”音的黄钟的记载。至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便有了象征朝廷权势的朝钟。随着佛教的传入,又有了作为佛教法器的梵钟。永乐大钟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梵钟。据英、美的《百科全书》介     

文殊信仰的兴起和流布

佛教信仰的主要标帜是制作、礼拜佛塔和佛菩萨像。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印度出现了桑奇大塔等佛教艺术品；公元1世纪顷犍陀罗始作佛菩萨像；公元2—3世纪时马图拉制作的佛菩萨像运往印度各佛教圣地；公元4世纪之后犍陀罗、秣菟罗等地相继出现了文殊塔和文殊像，文殊信仰遍及了印度各地，     

锡杖

在参观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金银法器和供养时,听到讲解员介绍法器中的锡杖说:“锡杖又名禅杖……”此解释有误, 锡杖,梵语叫吃弃罗,是鸣声之义。古人译为锡杖者,音取锡作声。佛学词典载:锡杖,一日声杖、鸣杖。僧所持者。杖头安环,圆如盏,口安小环子,摇动作声,以     

“贤圣默然”的礼佛图赏析——巴基斯坦塔克西拉佛教雕刻巡礼

古代印度的乾陀罗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和与之相连的阿富汗东部地区。塔克西拉河谷地区在白沙瓦的西面,在宗教与文化形态上,属于乾陀罗佛教与文化的影响地区之一。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550年之前,(口旦)叉始罗(塔克沙希拉)即印度河以东地区亦属于犍陀罗。与(口旦)叉始罗同时代的城市布色羯逻伐底从未因传授知识闻名于世。另一个城市白沙瓦(布路沙布逻)要到贵霜时代即公元2世纪时才成为学者们的中心,此前尚未出名。因此,剩下了以寻求学问著称于世的(口旦)叉始罗。当我们说犍陀罗是知识的摇篮时,其中必定包括(口旦)叉始罗。"虽然后来伊斯兰教进入这一地区,佛教最终不再出现,但是经过当年佛教徒的努力,给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的佛教文物和佛教遗址。     

法苑谈丛

一、寺院殿堂佛像释名 (一) 三门殿两大金刚因为寺院的大门,一般都是三门井立,中间一大门,两旁各一小门,所以称为三门殿。也有写作山门殿的。古来寺院有许多院落,其中房舍称堂或者寮,自宋崇宁二年(1103)以孔子庙为大成殿,于是佛寺建筑除称堂寮之外,其主体部分也称某某殿。佛寺三门殿内,在门的两旁塑两大金刚像。此即手持金刚杵(印度古代最坚固的兵器)警卫佛的夜叉神,又名“执金刚”。传说佛常有五百执金刚随从侍卫。其主要者名“密迹金刚”。世俗根据     

传承与创新——昆明三和寺寺院教育实践初探

<正>汉传佛教寺院教育也称"丛林教育","丛林"的含义一方面指寺院制定清规戒律,使修行生活井然有序,一方面指寺院常居环境清幽的山林之中,远离喧嚣人境。汉传佛教寺院教育的汉化程度非常高,在建筑、服饰、法器等方面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在教育思想上则与儒、道相互融摄。到今日,可以说寺院是中华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寺院得以恢复重建,但大多以发展文化产业、     

从穆圣辞朝谈伊斯兰教法简便易行的原则北大核心CSSCISSCI

简便易行、尽人所能履行宗教功课是伊斯兰教的一大特点,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关于宗教的事,他未曾以任何烦难为你们的义务。”（22：78）“真主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2：286）穆圣也说：“当我命令你们做一件事时,你们当量力而行。”（布哈里圣训集）伊斯兰教的这种简便易行、尽人所能、量力而行、考虑大众利益的精神体现在信仰、五大功课、伦理道德、社会关系等各个领域,     

关于寺院经商、素食、门票等问题答读者问

尊敬的净慧法师、诸位编辑：做为一名佛教学人，自然时刻关心佛教界的情况，近来对报刊上一些报道，颇有些感慨。举例如下：有报导说，某寺院“下海经商”，年盈利多少万元，接着对僧人服务态度和仪表进行一番描绘。看后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有损于僧侣形象尊严，也无益于寺院的声望。又如报载：“大款们”纷纷到寺院进香、施舍．以求佛的保佑，一次捐款多少千元；而增人又以“魔术”般地回赠佛像等等，寺院似乎成了交易的场所。近又看到：公然宣称“少林寺”的和尚吃“狗肉、猪肉”等等，真让人难以容忍，还把赵朴老的话引用进去，不知出…     

古代佛教与基督教的交涉

景教的起源及入唐后情形 我国在唐朝时,国运昌隆,塞外民族及日本国民均纷纷赴长安侨居,或经商,或留学,或传教。由于太宗对外来宗教采取宽大政策,以及中国与中亚及印度等诸国的水陆交通方便的结果,火袄教、摩尼教、基督教(后称为景教)与回教等均先后在中国创立寺院。但如严格言之,     

先立后破再解结

《金刚经》是中国佛教流行最广,普教于佛教领域以及在中国社会各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佛家经典,古往今来,下至一般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将相,乃至当世伟人毛泽东都曾屡屡拜读。此经能产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是取决于该经所表述的佛法威力,若论此经功德之大,非我辈凡夫所能概论,正如经中所说：“我著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即狂乱,狐疑不信。”因此,释边牟尼佛对此经功德也未一一具说,但他终究告诉我们：“一切请佛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说：“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     

一生几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销——唐代诗人的游寺诗与宿寺诗

入唐以来,诗和中国佛教同时进入鼎盛时期,一些名士和名僧凭借寺院相互酬唱或独抒胸臆,遂使题咏佛寺的诗作骤增。“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汉·许慎《说文解字》);唐代李华说:“古者官之庭为寺”。东汉永平年间,西域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至洛阳,初住鸿胪寺,后迁入白马寺,创汉地僧寺之始。此后,佛寺随佛教的隆盛日益增多,至唐代“天下僧寺总五千三百余所,私庙兰若不与焉”。寺院的规模也十分可观:“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