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工作中应重视“安慰剂”效应

目前我国临床工作中对“安慰剂”效应重视不够。“安慰剂”效应建立在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之上。生物医学模式重视疾病的生物学意义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导致医生对患者态度冷漠,患者对医生缺乏信任,已成为我国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继而弱化了医疗的“安慰剂”效应。推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倡临床工作以人为本而非以疾病为主,建立医患共赢的医疗体制,改善医疗环境,有利于产生和加强临床工作的“安慰剂”效应,切实促进医疗和谐。     

医患共同决策相关问题思考

医患共同决策作为西方较常见的临床决策模式,对减少决策失误和增进医患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但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患者的家庭结构、疾病认知度与就医模式等严重影响着医患关系和决策自主性;在医生与患者的责任分担上,专业壁垒的存在让医患共同决策可减轻医生决策压力的理论设定受到质疑,患者对医生既信任又怀疑的矛盾心境也使医生的角色进退两难。因此,医患共同决策模式作为较理想的决策模式在中国临床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构建"医患沟通学"的思考与探索

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涉及观念、国情、法制、政策、制度、医疗方式等.构建"医患沟通学"有重要的意义:医患迫切需要恢复和谐信任关系;新型医学模式变革、医学人才的培养及医学发展等更需要搭建"医患沟通"新的研究平台,并完善其理论.医患沟通实践与研究的过程,就是临床教师、医务卫生人员提高医学人文素质和实践能力的新途径.     

医患共同决策的最佳践行者——全科医生

正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成为我国医疗事业的一大难题。患者对医生不满,医生的职业幸福感非常低,各类因医患矛盾而生的恶性案件也屡见报端。医患矛盾的基础就是医患不信任,其原因纷繁复杂,除了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及医疗服务价格之外,医学专业分工、专业知识背景,医疗行为不确定性,人文关怀和医患共同决策的缺失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是指医患双方共同     

过度医疗中的信任与可信任性

综合了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对过度医疗的研究,从医患双方各自的资源、权力和利益等角度出发,认为在过度医疗中,医患双方在信任和可信任性上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性,即患者对医生有较高的不信任性,医生容易同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的患者发展出良好的信任-可信任性.     

中国与新西兰医患信任的内在影响因素

医患信任通常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以及医方的资质能力和对职业精神的坚守密切相关.通过对医疗机构资金来源与医生的激励机制、医疗服务的可持续性与医患关系的密切程度、医疗信息公开化和行业监管等因素的分析,揭示导致中国与新西兰的不同医患信任状况内在因素,进而为改善我国现有医患信任危机提供思路与途径.     

重视内镜诊治新技术应用中的人文关怀

内镜诊治新技术在临床消化道疾病的广泛应用中,医务人员往往重视"检查"不重视"临床思维",重视"疾病"不重视"患者",迷信"高新技术"忽视"医患交流",过分重视"效益"导致过度诊治等现象带来了人文价值的漠视,故而在内镜诊治新技术中重视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符合的人文关怀,在当前我国卫生系统"看病难,看病贵"的大环境下,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医患信任关系重构

在医学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存在着医疗信息分布和掌握的不对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着医患信任的建立和患者对医疗效果的评价.从信息经济学视角提出了重构医患信任关系的建议.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揭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恶性循环是"正反馈"效应的负面体现.要形成医患关系的良性循环,首要的任务就是从制度层面上来找突破口,并以提倡患者理性医疗和加强医生的人文教育作为支持,使"正反馈"效应得到正面体现,从而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     

不同性别人群非医疗技术服务影响因素认知差异研究——以呼和浩特市综合医院为例

为了探究不同性别人群对非医疗技术服务影响因素的认知情况,提出非医疗技术服务改善对策,使用文献分析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双变量回归法对医患双方的非医疗技术服务影响因素认知的性别差异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医生对非医疗技术服务影响因素认知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性别的患者对"医生工作事业心"、"医生遵守法规和工作制度"和"医生不歧视患者"的认知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不同性别的医生对非医疗技术服务影响因素重视程度相同,男性患者更重视以上非医疗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