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两难抉择——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由于当代新儒家采取了理性主义态度,从而使其不仅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而且也没有陷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当代新儒家在"如何在中国实现代化,而又要避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问题意识中,既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又具有显明的后现代品格。由于当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不平等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在当代新儒家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后现代品质,即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而这一点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只要当代新儒家能够继续以开放的、多元的、理性的文化态度来审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问题,就可以像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一样,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统一起来。     

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辨异

本文不赞同某些研究者片面地强调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同、相通之处,而闭口不谈两者之间在内在精神上的实质性差异,指出:中国哲学精神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传统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传统,此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不安、躁动、无所归依、平面化、虚无、非理性等等,不可同日而语。文章特别深入探讨了它们有关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认识,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但西方哲学自现代而后现代,是不断地走向语言自身,最终把语言上升为本体,凸显语言形式本身的创造性;中国哲学则注重语言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旨在肯定“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前提下,寻求一条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道路,以期最终实现对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的追求。作者认为,中国哲学统一了理性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的“中道”智慧,将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和理想主义的重建产生积极的影响。     

封建时代中西思想比较刍议

所谓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文化是向前进取的,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的;西方文化是科学型的,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等等说法,是就宋元明清时的中国同近代西方相较而言的。把封建时代的中国同中世纪的欧洲加以对比,二者文化则大体相同。中国儒家重伦理道德,基督教亦重伦理道德,道德戒条有许多相通之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占统治地位,而中国封建社会大半时间亦是神学或宗教思想体系占主导地位,即使宋明理学也具有宗教气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基督教神学崇奉信仰,贬抑理性,儒学虽尊重理性,但对其基本理论亦采取信仰主义态度,中西区别在于西方注重抽象的逻辑推论,中国儒学注重体验了悟,二者互有优劣。与中国封建文化大体相同的欧洲中世纪文化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后,才具有近代民主与科学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批判改造,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都不足取。     

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

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 ,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 ,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 ,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 ,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 ,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 ,从书斋引向社会 ,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 ,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反思性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法制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论题始终需要置于现代性语境中予以阐释。后现代社会的形成,现代性的反思性日益凸显,构架现代性制度之维的现代法律和司法,需要因应现代性的反思性要求。反思现代性既是对理性前提预设的追问和重释,又在向世界蔓延过程中遵循实践逻辑表现为多元现代性状态。中国的法治道路既是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反思,也是对自身传统的重释。在司法层面,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反思性要求从方法论上入手,从具体的案件审理切入,将案件审理作为渐进式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学发展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国际力量深刻调整，为我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因此，梳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差异的核心在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之争。美国视市场经济为价值理性，发展到以新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中国坚持发展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市场经济视为工具理性，妥善处理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本文通过中国和西方社会结构对比和历史对比，将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类型，用以分析中美社会。置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学需要回应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具备时代性和国际视野。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值得关注的社会学议题。     

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1、何谓“后现代” 当前欧洲思潮环绕着一个重要名辞讨论,就是所谓“后现代”的争论和界定,卡平灵(kaplam)在其书《后现代主义的“非内容”理论及实践》中指出,后现代的观念是从现代发展出来而对现代文明的“文化突破”(culture break或译作对现代文明的“文化中断”),也可说是对启蒙运动塑造的科学和理性文明加以全面反叛。     

儒家经济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孔门理财学》为中心

近代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与现代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不适应之处。陈焕章为建立儒学与现代性的关联,在《孔门理财学》中,他重新诠释了儒家传统的义利关系,阐发了新的四民观,使儒家经济思想变得切实可用,并能够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陈焕章对儒家经济思想做的现代诠释,一方面是想要达到保存儒学、昌明孔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在试图用儒学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希望以儒学的经济思想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追求保存儒学和走向现代化问题上的双赢所做的努力。     

论杜维明学术思想--以新出《杜维明文集》为中心

当代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对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对西方以外的"现代性"及现代人的存在危机作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在人与天道、自然的"存有的连续",身体的重要性与"践形"和"体知",儒家的"自我"--多重关系网络的中心及其不断扩充与转化,道、学、政等向度的展开,仁与礼之间的创造张力,儒学的宗教性,文化认同与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等论域中,对中国哲学的特质,特别是儒学的当代意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中国与东亚哲学等地方性知识具有某些普遍价值,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杜维明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作出了创建性的回应,在方法论上有特殊意义.《杜维明文集》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杜氏论著的结集,编排上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传统建筑对近现代建筑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过后,后现代主义式微,但后现代主义所传达的建筑思想仍然延续至今。后现代主义之后,建筑的表现公式基本可以概括为传统加现代。其中,西方的后现代运动后,建筑的表现公式是西方古典主义加现代主义,而在这个后现代公式里,古典主义当然可以替换成中国传统建筑设计,这样所形成的建筑样式就应该是中国传统建筑加现代主义。基于此,探究中国传统建筑如何影响中国的近代建筑具有重要意义。     

被误读的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关系辨正

在目前的现代性问题讨论中,阿多诺往往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甚至其否定的辩证法也被阐释为一种后现代思想。这显然是以否定的辩证法和后现代思想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为依据的,但从根本上看,却不能不说是对阿多诺的一种误读。的确,阿多诺对理性以及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必然地导向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事实上,阿多诺的现代性批判乃是一种辩证的批判或内在的批判,因此其中已经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某种保存和肯定。这种批判的目标乃是借助现代性自身的潜力实现自我超越,而非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将现代性的要素…     

“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中国史学会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23-26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韩国、日本、巴西等国的80余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计60余篇。会议期间,海内外专家学者就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文献的整理与诠释、儒学的复兴与儒教问题,以及儒家的生态思想、经营理念等,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的武力和文化冲击下,被迫走上现代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不可避免地与…     

网络时代的哲学问题

在“网络”成为当今世界热点话题之际,中国正在现代化的旅途中迈步前行,当西方社会后现代思绪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还在现代性的生存境遇中耕耘劳作,在共时性的生存境遇中,中国要面对各种历时性思潮的冲击,在跨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态势下,我们既要受到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思想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又要接受新经济思想的启导,更要依仗自身的经济基础与现实文化底蕴,进行创新性的社会改造运动,力争在未来的世纪里使中国成为世界多极化体系中最具实力、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方。     

试论后现代主义伦理学的相对主义意蕴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反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蕴含了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理清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及其与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以及后现代的道德与后现代伦理学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社会伦理学的研究和现实道德的建设.     

儒家文化对中日现代化的作用之比较

一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占有主导地位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到了 90年代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 ,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新儒家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认识 ,提出中国应该从儒学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基点 ,即从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化来 ,并且在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弊病的万能良药来。新儒家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 ,企图用儒学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 ,其理论的实践依据就是日本的…     

方克立教授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

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讨论会上,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提出了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现代新儒家是足以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为三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的观点。他认为,这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后现代主义美学的理论视域:一种基于批判性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集中体现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各种矛盾景观。基于对后现代主义的一般性理解,对后现代美学问题的批判性建构的考察,首先需区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后现代性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其次通过对传统美学中的本质主义与科学主义理论危机的分析,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现代性的审美救赎意向、差异性方法论原则等大量后现代美学相关问题的理论审视,来关注艺术现实和审美实践;最后再通过否定性的提问方式,进一步拓展美学问题的形上之思的可能性,完成审美的批判与批判的审美的双重建构,也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美学的建构提供一种理论可能。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出版

正郭齐勇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一书于2017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运而生的,是20世纪中国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是在现代中国反思与批判片面的现代性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现代中国积极吸纳西学、与西学对话,又重建传统并与传统对话的思想流派。该书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全面、系统地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时代背景、发展过程、内在理     

脱域与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与哲学视域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出现了本土化的"脱域"与"重构"两大特征。所谓本土的"脱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正处在一种"时空倒错"的格局中,原本在西方依次出场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于中国共时出场或错序出场;所谓"重构",即与全球一系列后现代特征对接的中国现代化既不是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也不是西欧"新现代"或"反思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新现代性",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风格的中国问题,需要我们以中国立场、全球视域来观察中国问题,建立中国新现代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