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孔子的礼学体系——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

<正> 自孔子成为宗法礼学祖师以后,墨家墨子、道家老庄、农家许行与前期法家,都先后起来反对宗法礼学。墨子是积极地反对宗法礼学的,老庄是消极地否定所有宗法礼学的存在的,许行更是反对宗法礼教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君臣民的不平等。前期法家坚决主张法治,反对礼治;后期法家韩非师事荀况,是在批判儒家中继承其“三顺”思想的。所以如说春秋战国时代是围绕儒家礼学来展开争鸣的,也不会远离历史事实。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鲁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独备有周礼。孔     

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论《韩非子》的内在逻辑

一迄今为止,在对《韩非子》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韩非是否性恶论者?韩非的道德观是否属于非道德主义?《韩非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势治、法治还是术治?秦朝的灭亡是否意味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治国思想的彻底失败?等等。学者们对《韩非子》的认     

韩非法律思想中的"法、势、术"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杰出的思想家。“韩非者,韩之诸公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公元前234年,韩非为韩使于秦,遭李斯、姚贾陷害,被迫服毒自杀。韩非的法律思想以“法治”为核心,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认为首先必须有“法”。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韩非子     

《管子》的法教统一观

先秦时代,关于道德、教育与法律、刑政的关系,儒家与法家曾经有过争论。儒家宣扬“德治”,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对于法律的作用估计不足。三晋的法家如商鞅、韩非强调“法”与“势”的重要,把法治与文化学术对立起来,认为道德教育都是毫无价值的。两者都陷于一偏。惟有齐国的法家学者以《管子》为题的著作,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法律与教育的统一关系。这是先秦时代最全面的政治思想。 (按《管子》     

说"人治"

人治是古代特别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其基本思想旨趣是对于贤人治政的伦理诉求.人治并不排斥法治.将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是法家,尤其是表现于战国中、后期慎到、韩非的倡导重势和反对尊贤.人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思想学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具有普遍性,对其历史作用应作具体分析.批判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吸取和借鉴其合理因素,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不宜忽视的任务.     

论韩非对“治术”道德性的探寻

在整合先秦法思想的基础上,韩非尝试探寻并重建"法"的道德基础。在他看来,虽然治术层面的法令或律令是去道德化的,但"法"的道德性却根植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的道德目标。因此,法治绝不单是一套技术化的操作方案,更蕴含了法家树立自身学说之正统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诉求。     

论《韩非子》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其与儒道的关系

韩非著《韩非子》书,世谓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以法、术、势三个原则定之,实际上,首先是势,也就是君王的权势,这是韩非认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君无势,大臣夺国,只顾私家之利益,于是国弱兵疲,只能等待被瓜分或歼灭而已。国君要有权势,就需要有御下之道,关键是行法,统一各种事物的做法,并附之以严格的赏罚,赏罚二柄在手,这是术,国君就有了虎豹之势,而臣下人民只能听命于他,则一事权,统百官,摄国力,便无畏于强邻环伺了。《韩非子》书中不少对儒家的批评,但笔者认为,法家对儒家的批评,都是概念上的错置与误用,假仁假义假贤假儒者多,但不能以现实上的伪儒以为真儒与真儒学而批判之,儒法两家都是国之利器,必须互为融通。《韩非子》书中有对老子的吸收,事实上,道法两家性格不同,法依君王说,道依臣下说,君王之"无为"为不显露己意之隐匿之举,老子之"无为"为不驰骋私欲而关爱众人以团结人心而成就大事,实有别矣。儒法有正面冲突,但可实际融通。道家庄子与法家就绝对背道而驰,道家老子与法家也是性格不同,但可相融,史上有"黄老道家",实际上是老子的臣下谦和之道,与法家的君王御下之道的结合,也就是把老子臣下的无为智慧,转化为法家君王的无为之术,是为道法家。可惜,历史上的韩非,对于真有黄老智慧的政治家行径反而不契,对于伪儒又多批判,因此行文中显出了许多有待商榷的观点,本文则一一予以澄清。     

试谈孔子的“人治”与“礼治”思想

当初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与“礼治”,但并非轻视“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并非不重视“人”的作用。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孔子确实十分重视“人治”,即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以法度治国,孔子提倡的“礼治”实为以法度治国。孔子的“人治”、“礼治”思想为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治”与“人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借鉴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一本内容丰富的中国逻辑史新著——评介《中国逻辑史》(先秦)

孙中原副教授的《中国逻辑史》(先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34万字,共八章:春秋末期中国逻辑学的开端、战国初期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墨翟、战国中期中国逻辑思想的争鸣、公孙龙和名家学派的终结、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建立——后期墨家、荀况的逻辑学说、吕不韦及其门客的逻辑观、韩非的逻辑论和辩论观。     

论先秦法家的人性理论与领导心理思想

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性本恶”。其思想内容有 :人的需要是推动其行为发展的动力 ,是管理的出发点 ;在追求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 ,人们会违背礼仪和伦常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 ,而对利益的追求是根本的驱动力和唯一目的 ;人性的善或恶是可以诱导的 ,管理者如何倡导是关键。法家将法、术、势结合起来 ,三位一体 ,形成了法家独有领导心理思想 ,并认为只有善于运用法、术、势的人 ,才可能成为理想的管理者“明君     

消解与建构：《韩非子》文本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阐述自己学说的方法之一，是对孔子儒家身份的消解以及对其法家新形象的建构。韩非批判儒家仁义立场在治国上的缺陷与不足，认为这种立场会使家、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是以损害国家与君主利益为代价来保全个人及家族宗法伦理价值的。在弱化乃至消解了孔子的儒家身份以后，韩非以法家立场重塑了孔子为政以法、注重刑罚的法家式新形象。     

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与包遵信同志商榷

荀况是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思想家、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在学术界几乎已经没有争论了。但是,荀况的宇宙观究竟是朴素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荀况宇宙观的基本倾向是属于朴素辩证法的,虽然还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和局限。但是,包遵信同志的《论荀况宇宙观的形而上学特征》一文(《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认为苟况宇宙观是以形而上学为其“特征”的,“它没有能从根本上冲破形而上学宇宙观”。这就否定了荀况宇宙观的朴素辩证法的基本性质。我们     

殚心竭虑 探赜立新——读《韩非思想新探》

<正> 韩非是先秦末年别具特色的重要思想家。其思想是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概括、总结和发展,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不仅秦王朝的建立是韩非思想的一次重大实践,而且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统治者也坚持着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原则。但是在封建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二千余年间,韩非又常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学说也被斥为“贼天恩,害人伦”。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对封建正统思想批判的开展,韩非在人们     

齐学的历史命运——读《临淄县志》

司马光留下一篇《稷下赋》,对学宫盛况有生动的描述。特别是写了荀卿与齐王的对话,也颇为得体。只是其中提到“行其言不必饱其腹,用其道不必满其屋”。这不可能是荀况的观点,而是从孟轲到韩愈,到二程,到朱熹一派的观点,董仲舒有一句名言:“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不谋其利。”把这一派人的观点表述得最清楚。中国哲学史上有所谓“义利之辨”,反映了鲁学(即儒学)与齐学的分歧。荀况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齐学的。司马光对荀况思想的这种篡改,反映了鲁学与齐学的斗争。     

承袭黄老 援法革道——道教思想史视阈中的《韩非子》

在道教思想史的视阈中,从思想源头看:韩非与道教俱"归本于黄老";从韩非思想内容的本身看,韩非对黄老之"道"做了大量"法"性改造,构建了"道法"体系;从对后世道教的影响看,后世道教明显吸收了韩非基于"道"的法术势的思想,这在《抱朴子外篇》《通玄真经注》《鶡冠子》得到了典型体现。"道"一以贯之韩非思想。韩非是道教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论古代儒家辨析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意义

法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根据"法治"的不同特点,法家又可以分成春秋时的"齐法家"和战国时的"三晋法家"。孔子对齐法家的认同体现着儒法的互补,孟子对三晋法家的批评体现着"法治"思想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差异。汉儒对三晋法家与暴秦的总结为"独尊儒术"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汉承秦制"既体现了儒法互补的精神又解释了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得以维系的法理原因。     

《仲尼》篇之所记不是荀况的思想

《仲尼》是《荀子》书的一篇,所记主要是羞称五伯和保己求容之术两个问题。一般确认,《荀子》的大部篇章,为荀况所自作,只有少数几篇,如《大略》等,为其弟子所辑的语录,也都反映了荀况的思想。只是《仲尼》这一篇,和它们的情况不同,可滋疑议。郭沫若曾指为“弟子杂录” (《荀子的批判》,载《十批判书》),但没有明确是否荀况的思     

试论先秦法家社会整合思想

先秦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陷入了严重失范状态,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法家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三晋法家,就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整合思想。他们崇尚法制,一切依靠法来整合。但如何使得社会积极协调,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在法家内部主张也有不同。齐法家主张顺民性立法,满足民的需求,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而三晋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他们主张利用赏罚两手,以严刑相威,以重赏相诱。在先秦诸子各种社会整合思想中,法家最务实、最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