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社会理想及儒学政治与政治儒学

孔子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都是百姓的幸福。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定为一尊,成为封建丈化的正统。但是,统治者标榜的儒学,已非"原典儒学",而是经过文人政客改造了的儒学。儒学政治演变成了政治儒学。孔子的学说近乎理想化,存在两大严重缺陷:"尊君抑臣"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自律"的调控手段。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

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政治思考的主要部分,自孔子以来就提出了德与政的一系列讨论,孔子以为政者的“自正”转变了西周春秋政治“政以正民”的方向,孟子则引入“他正”的“批评政治”,并被朱子继承。以美德政治为古代中国政治特色,就刻画传统中国政治而言是不充分的,必须同时强调批评政治,才能反映古代中国政治与传统的实际。儒家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观相接近,而与立宪主义有较大区别。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

儒学在从先秦至 2 0世纪的发展中 ,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儒学在未来的生存形态 ,在于根据儒学的特质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变化 ,重建人生儒学 ,进一步发展文化儒学和形上儒学 ,做好社会儒学、政治儒学资源的转化。     

"大一统"原则规范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

原义为"崇尚统一"的"大一统"概念,逐渐延伸出"高度统一"的含义,充实了"大一统"的内涵.在追求政治版图统一的核心内涵不变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大一统"概念还包含了学术文化的统一和制度文化的统一等内容.秦汉"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反映在人们虚拟历史现象为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张目,各类文化创造活动中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使中国的"大一统"理念之源头更加博大精深.     

孔子创立的儒学解释学之核心精神

在中国儒学解释学深处跃动着一种由孔子初步创立的核心精神。它是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一部分,是中国儒学核心精神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学解释学发生发展的动力、方向、功能和规律。本文以考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先导,具体分析了儒学解释学核心精神的形成与功用,特别是它所包括的“以经为寄的使命精神”、“以述为作的创造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齐鲁饮食文化形态中的儒学思想

齐鲁饮食文化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定文化形态的饮食观念,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起着促进或制约社会发展的作用。齐鲁饮食习俗中“上顺天道、适时进食”的自然生态观,“长幼有序、进食有礼”的礼俗观,“敬天爱人”和谐观,“孝敬父母、以和为贵”伦理观,“以大惟美”待客观,是齐鲁饮食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是儒学思想实现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的具体体现。新的历史时期,齐鲁饮食文化不断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发展与对外交流,去粗存精引领社会饮食文化健康和谐发展。     

儒学与经世: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事功精神

事功精神是南宋儒者薛季宣受时代影响最为深刻的精神特质。由于薛氏特殊的身世经历,它在秦桧专权的压制氛围中形成,经历了武昌任官的考验,在地方士大夫群体中疏离政府的倾向与孝宗初期的功利风气之间左右抵挡,彰扬了以儒学经世的实践信念。事功精神能够发挥儒学对政治现实的道义批判性,但对政府路径的依赖成为其内在的限制,造成难以克服的困境。他和朱熹等道学家之间的分歧,则代表了南宋儒学内部迅速而剧烈的分化变动。其中,经世取向的选择对儒家精神的体认具有重要意义。     

儒学的近代分化

本文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中讨论儒学的分化或分裂过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艰难地适应着现代化的过程。新经世致用和洋务运动中 ,儒学分为两派 ,在戊戌变法中 ,儒学分为三派。纵然试图适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改变自身 ,在辛亥革命以后 ,儒学依然受到抛弃 ,这是因为儒学强调的价值与现代的基本精神不相容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多元互补:孔子儒学在西部的传承发展

"西部儒学"是指在西部地域生长、传承及发展的儒学,呈现出与中原儒学、东部儒学等同中有异、自具特色的儒学形态,是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与地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现.目前学界对于西部儒学的研究,逐渐形成地域儒学、丝路儒学、民族儒学等雏形,将儒学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有机结合,昭示了儒学研究和发展...     

儒学与宗教——浅谈儒学与宗教在中西方人生活中的影响

儒学和宗教都是人们在历史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只是各自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已。可何以中国人选择了儒学而没有选择宗教呢,这就需要我们在与宗教的比较中去理解这种文化现象了。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论政治儒学的历史演化与人文理性精神

中国儒学本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把它与封建君主专制沟通起来,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儒家学说的本义。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与复杂的历史演变,儒学在作为政治化工具的运行实践中,也不断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和形式。在经过魏晋、宋明儒的本体改造,同时又吸收佛、道的某些思想和修养方法之后,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实际上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进一步弘扬。而今,正确看待儒学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力。     

论蒙培元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

蒙培元先生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与理性的混合体,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够真正将中国哲学的理性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思想区别开来。蒙培元先生所首创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是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最为重要和最为独特的贡献,这一思想从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质的精神特质,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范例。     

早期儒学友爱观念的创造性生成及其当代转化

友爱观念是早期儒家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重要观念的创造性生成,始于孔子儒学对西周时期一种基本的宗法性政治伦理即“友”或“朋友”伦理的创造性革新和转化。接续这一努力,孟、荀儒学尽管在各自思想起点、论证逻辑和理论重心等方面有所分殊,但都坚定不移地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新型友爱观念的核心精神与主要意蕴,并最终将其确立为一种优良的伦理政治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早期儒学友爱观念还引发了先秦时代庄子学派、墨家学派、法家学派等思想流派的争鸣或挑战。诸家争鸣或挑战,一方面从不同侧面生动地映衬了早期儒学友爱观念所凝聚的独特思想品质与趋向,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它的一些内在疑难和困境。立足于当代语境充分评估、回应这些争鸣与挑战,既有助于激发早期儒学友爱观念进一步自我转化的深刻潜能,也有助于开拓它的未来发展方向。譬如,要充分认识友爱关系中纯真情感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尊重并容纳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重新审视和调整友爱伦理与家庭伦理的互动关系,恰当定位政治活动中个体性友爱起作用的方式等。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荀子的"法后王"与儒学的走向政治

孔子与孟子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对外在制度的匡正作用重视不够,在实际政治中的可操作性不强,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春秋战国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