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动与共识:协商民主的三重面向

协商民主既是西方学术界的新宠,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与未来走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转,必须以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论为前提基础.从言语、行动和共识三重规范性层面来看,协商民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语言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诉诸于语言构建“以言行事”的语言政治:从行动视角来看,协商民主体现了“以对话为中心”的对话(交往)政治,即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讨论、说理论证、相互理解、修正观点等具体的行动步骤,构筑公共协商机制,丰富了民主政治的过程；从社会文化背景视角来看,协商民主是面对社会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性的“社会事实”,实现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的宏伟抱负,体现了新的共识政治观.     

论协商民主的内在价值意蕴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协商民主,通过广泛的公民参与、公正的协商程序和公开的审议过程以达成促进公共利益的理性共识,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搭建了广阔的制度平台,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民主有其内在的价值意蕴,平等是这一价值体系的逻辑前提;广泛的政治参与激发了公民对独立人格和主体地位的清晰认知;借助于法治的力量来建构协商的规范化标准、捍卫协商民主的权威;在协调文化分歧和价值冲突的过程中蕴含着宽容贵和的公民品格;对公共利益的价值认同推动了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揭示了协商民主的本质和价值归宿。     

协商民主的路径——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沟通、交往的理性实践观来实现公民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平等交流,强调通过讨论、交流、对话等方式培养交往主体的公共理性精神,实现政治民主.协商民主以理性对话的柔性机制,创新了对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形式,符合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政治民主的学理思考与现实意义

政治民主是指所有公共事务的最终决策意志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全体公民.政治民主是个体公共人格的展现,是一种协商过程,是政治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政治民主的功能在于:它是政治自由的坚实保障,与政治平等相互支撑,可以促进社群分合.其价值局限性在于:它容易导致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并侵犯个人价值,忽略商谈缺位者的利益,偏离社会的整体价值导向.在当前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中,政治民主可以巩固民众本体的意识,鼓舞和引导人们的政治和公共参与,促进良性政治的形成.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参与的法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扩大民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实现路径.扩大民主参与以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民主管理为施政方式,以规范有序为基本原则,以理性自律为行动保障,以协商沟通为实现机制,以程序规范为制度前提.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民主参与,应当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将公民参政议政和民主参与纳入法治轨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议事法》.     

政治妥协的伦理价值如何实现

政治妥协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政治文明程度检验的重要表征。它是以公共理性为前提,政治正义为基础,协商民主为关键的伦理价值实现。政治妥协是一种理性策略,这种策略是和平政治秩序的价值保障,公共理性蕴含政治妥协的伦理前提,同时也散发政治妥协的伦理智慧。政治正义不仅能为政治妥协提供良好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奠定了合理性、公正性、道义性的基础。而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妥协的达成,政治妥协贯穿整个民主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为政治妥协的实现营造和平的氛围和环境,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促使"适度"平衡达成。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     

政治主体的伦理向度与公共利益的达成

在构建"优良的生活"的政治实践中,无论个体还是政治共同体,都体现一种共同善的诉求.政治主体如何就"对人而言的善和共同体的利益"达成一个"共同的理解",自然成为考察政治主体伦理的一个有效向度.在现代民主政治情境下,无论是政治家和公共行政人员还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公民,需要把作为目的的公共利益当作自己的规范价值和行为标准,从而使政治获得一种高贵的伦理品质.     

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化解之道:协商民主视角的解读

在当下中国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效地化解因各种日益凸显的深层次社会利益矛盾等相互牴的因素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必须破解的一个时代命题。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表明,一套成熟的、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是有效化解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关节点。应从建构合理有效的利益协商机制,培育公民精神;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拓展公民协商的场域;建构有效的话语机制等三方面入手。     

欧盟电子参与及其价值审视

欧盟存在"民主赤字",在消弭民主赤字的尝试中,欧盟机构实现了对公民价值的重新发现。2000年以来,欧盟机构一方面制定了各个阶段的立法文件,为公民电子参与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尤其是欧盟公民动议权开创了地区层面直接民主的先河;另一方面,发起了在线讨论活动,各种网站和在线协商论坛推动了双向互动、泛欧洲的话语交流。电子参与的价值在于能够改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提高政府公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升政府的责任性,有助于实现伟大政治思想家的民主理想。但民主政治改革最重大的挑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电子技术成不了民主的救世主,它只是工具。     

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导向与对策思考

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单一走向叠加,从温和走向对抗的状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并做到矛盾不累积、不蔓延、不激化是当前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关键性任务。而协商民主倡导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主张通过对话、沟通、协商来凝聚共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较好形式。要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与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协商机制、创新协商平台,建立完善协商的法治保障,切实提升公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从而提升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政治价值,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首先,它以其团结、联合的本质和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政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其次,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盟性质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态,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第三,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使统一战线的政治平台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论民主伦理的现代逻辑及其形态

民主作为一种伦理要求,是"后黑格尔"时代独特的道德哲学景象。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差异化的权利诉求、多元的文化价值,这些显见的民主经验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要求在现代世界秩序重建中得以体现。黑格尔指出自由主义权利的实现只有在普遍性的伦理生活才是现实的,但在美国民主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一种"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得以历史确立。在政治世界的生存论基础被揭示的前提下,一方面民主伦理成为现代人生存本真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强化公民德性的判断力与责任成为民主伦理的实践性要求。归根结底,在现代社会中,重构现代生活的民主伦理对社会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构成了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从而化形式为实质,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新传统。     

偏好转换：政治伦理构建的一个分析视点

政治伦理构建是维系公共政治生活繁荣稳定的内生需要,从根本上说,它是政治行为主体由“偏好转换”到“重叠共识”的过程.偏好转换之所以必要,是源于个体信息及人类理性的有限.偏好转换之所以可能,则缘自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政治生活中偏好转换的艰难性,尤其应当关注这样一个现实:政府权力作为以强制性为后盾的“硬权力”,对社会资源具有极其强大的操控能力,权力者往往会由于制约机制缺失和监督力量孱弱而放大自己偏好,以至于一些官员以个人的偏好取代政府组织及社会的偏好.预防、纠正和克服政府偏好偏离公共利益的倾向,成为政治伦理构建的一项重要使命,需要从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民主政治消费模式拓展、公民精神以及公民社会政治文化弘扬等多个层面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构建偏好转换的政治伦理环境.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共识民主与政治伦理

纵观世界的政治局势,西方民主制度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植入型的民主政治型国家乌克兰,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苏联历史遗留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和经济改革问题。对此,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符合了政治伦理中关于自由、平等与公正的核心内容,也同时为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可以通过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道德共识、共同协商共识与利益公平分配共识,最终在政治伦理与共识民主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以公民资格为焦点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涉及很多方面,但以公民资格为焦点来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自由主义以个体价值立论,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而社群主义则以群体价值立论,重视社会公共善的达成.这两种公民资格观所标榜的公民精神都在不同方面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应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礼仪做起,培养和塑造以宽容尊重、平等交往为主要人格特征的新时代公民,由此,政治民主生活中负责任的好公民才可能产生.     

“企业型政府”理论顾客导向理念的伦理分析

企业型政府理论倡导的顾客导向理念,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公民主体性地位的确认,构建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型的伦理关系.但这是将复杂的公民角色简单化经济视角的顾客,否认了公民的多样化的需求,导致对公民角色定位的偏差,在确认公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又降低了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角色定位的偏差,导致将政府与公民间的政治关系片面地理解为市场机制下的企业和顾客之间的经济关系,走向了将公民置于政府与公民关系中的被动的接受地位；也模糊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逐渐压缩公共领域的存在.顾客导向理念带来很难使公共服务做到公平、公共利益难以保证、公务员的伦理责任不断弱化等伦理问题.因此必须根据对公共利益的准确理解,将政府服务对象由顾客重新回归公民,由顾客导向走向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