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

利玛窦是用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神学非常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所取得的成功,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中国儒学的认识。他将中国儒家分为宋明儒家和古代儒家,指出宋明儒家已经不是古代儒家了。     

基督教中国化可能之精神内核:基督教儒家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多条河流的,但是,作光作盐的基督期望和传福音的大使命,都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故而佛道的整体出世性倾向就不足以令基督徒过多亲近。而发源于上古一直未曾中断的数千年儒学具有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性,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倾向,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基督信仰相呼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宝贵文化内涵。"基督教儒家化"这个概念不是外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耶儒混合,而只可能是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批判性比较和批判性融合。"基督教儒家化"决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掉而是耶儒两家在批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上在追求真理的大方向上的共同更新。对于耶儒两家它是双向批判,最后凝结的一定是两家的精华而非糟粕。以"基督教儒家化"为精神方向的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其存在和展开的最根本理由就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很多神学思想难题。"基督教儒家化"对于基督徒而言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借助于儒学的真理性文化内涵来追求基督真理、解读基督真理、传播基督真理。这不仅包含"怎么传"的问题,也包含"传什么"的问题。"基督教儒家化"的关注点并非是复古好古的回头看,而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传福音事业,尤其是神学思想上的"纠偏"。     

严锡禹: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

利玛窦是用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神学非常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所取得的成功,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中国儒学的认识.他将中国儒家分为宋明儒家和古代儒家,指出宋明儒家已经不是古代儒家了.他说:“我们试图驳斥这种哲学(指儒家附会的创造论,引者注),不仅仅是根据道理,而且也根据他们自己古代哲学家的论证,而他们现在的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102页)     

让教堂建筑扎根中国文化土壤

中国教会领袖在50年代发起"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摆脱洋教形象,使中国基督教能够与中国文化相适应、适合中国人需要,而不是"在中国的基督教"。当年利玛窦的努力以及19世纪末开始的"本色化运动"都是这种文化努力。现存的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基督教堂基本都是20世纪初的建筑,这既是"本色化运动"的成果,也是一些有远见的传教士对于基督教在中国需要结     

从"郊社之礼"看儒耶分歧

西方天主教初传中国,利玛窦奉行“补儒易佛”的策略。所谓“补儒”,就是要把儒学基督教化(本文所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以及后来分化出的“新教”);所谓“易佛”,就是要排斥中国本土的佛、道等宗教。这一过程因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而中断,遂给中西文化交流铸成历史的遗憾。“礼仪之争”不仅发生在天主教的不同传教会(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而且发生在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内部(利玛窦与龙华民之间);更可注意者,它在利玛窦本人的传教著作中也潜存着。“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分歧,这种分…     

利玛窦《天主实义》中“人性善”一说的经院学背景

本文旨在论证利玛窦《天主实义》中所论述的"人性善"属于宗教改革前基督教历来的传统学说,以此来纠正明清西学东渐学界中将儒家人性善论点视为与基督教思想不兼容的倾向。并将第七篇与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加以对照,揭示这一部分在阿奎那伦理学体系中的位置,同时也通过后者解读和分析第七篇的内容和思路。     

晚清传教士对孔子的认识——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

孔子被历代中国人称为"圣人"。及至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了中土,打破了中国人心目中已有的观念,究竟是应该"心归孔子"还是"心归耶稣",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心中萦绕的难题,也成为儒家与基督教两种文化较量的核心议题。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以儒学经典为基本依据,特别对孔子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提出不仅"孔子是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导者",而且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相通之处,还担负着传布上帝福音的重要使命。     

建议基督徒读一读《论语》

回首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常叫人感慨万千。2010年岁末由10位儒家学者所发起的《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成为2011年中国不少网民关注与讨论的重要主题,而基督教界则少有回应。印证了前辈的一句话:"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吵了一百多年,可从没有见过面。"这其中原因     

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比较

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文化类型,其本质差异典型地彰显着伦理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的一体两面,体现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各自特色。从学理上对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厘清两者所代表的中西伦理文化特征的需要,也能为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带来启示性     

莫尔特曼的“道一生万”神学——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

正于尔根·莫尔特曼是当代基督教神学界的巨擘,笔者之所以以莫尔特曼作为研究西方基督教思想切入"中国化"语境的探路者,原因有三。其一,莫尔特曼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与推崇者,他有一个中国书房,精读过《道德经》等中国传统经典,并对传统道家思想有精到论著。他在《科学与智慧》一书的最后一章"道:中国人关于世界的奥义一一个西人眼中的《道德经》"中,阐述     

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

本文认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借助伦理哲学和自然科学传教的方式深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精神的影响，利玛窦首先在非基督教文明中找到中西方共同的人文价值，以此为传播天主教打下基础。利玛窦及其后继者通过交友和理性论辩等途径，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皈依了天主教。在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中，手段与目的之间达到统一与和谐。     

从墨家“内在超越”看中华文化的反思基因

与西方社会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论基础上的罪感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更具积极的反思基因。儒家倡导内省精神,现代新儒学谓之"内在超越";墨子提出天志与明鬼,是与儒家同归殊途的另一种"内在超越",是中华文化反思基因的重要呈现。墨家在继承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基础上,借天谴鬼罚的震慑示警与艰苦环境的意志锤炼,自警、自省、自律、自砺、自强,以身体力行辐射和引领整个社会,为保障弱势群体生存权益的现实需要,维系人与人不分彼此、平等友爱、共赢互利关系,确立一种有序有效的永续规则,建构以兼爱为普遍伦理追求的太平天下。     

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

基督教的在华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与融合,以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宗教探究中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但在今天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东西方文化的相遇及交流中,基督教具有典型意义。基督教的本源在亚洲,其文化元素本来属于东方文化范围,但因其在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生存与扩展,使之得以沟通东西方文化元素,结合古希腊思想精神和古罗马社会处境而铸就了西方自中古以来的文化模式及思想根基。     

利玛窦的“友道”与“天道”

前言在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再一次回首1600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南京洪武岗西面的明户部旧址教堂里相见时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万千。当时的利玛窦身着儒服,只身居住在南京,以日渐熟稔的中国语言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来往相交于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中间,并与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利玛窦不但以自己丰富、饱满的学识吸引着中国人,更是以谦虚好学的态度,常常向中国士大夫讨教儒家学说。试图用温和的文化力量来打动遥远的中     

封建时代中西思想比较刍议

所谓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文化是向前进取的,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的;西方文化是科学型的,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等等说法,是就宋元明清时的中国同近代西方相较而言的。把封建时代的中国同中世纪的欧洲加以对比,二者文化则大体相同。中国儒家重伦理道德,基督教亦重伦理道德,道德戒条有许多相通之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占统治地位,而中国封建社会大半时间亦是神学或宗教思想体系占主导地位,即使宋明理学也具有宗教气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基督教神学崇奉信仰,贬抑理性,儒学虽尊重理性,但对其基本理论亦采取信仰主义态度,中西区别在于西方注重抽象的逻辑推论,中国儒学注重体验了悟,二者互有优劣。与中国封建文化大体相同的欧洲中世纪文化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后,才具有近代民主与科学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批判改造,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都不足取。     

试论《圣经·创世记》的伦理思想

基督教的上帝创世思想、契约思想和原罪思想对西方基督教伦理有深刻的影响,进而对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将他们的伦理观念与中国相应的伦理观念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明确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杨廷筠论儒耶之“爱”

中国天主教徒扬廷筠通过辨析中国传统儒家"仁者爱人"观念和基督教"爱人如己"观念,指出基督教灵性之博爱与儒家伦常之爱的区别及后者的局限,并以基督教之爱,改造、补充中国传统儒家之仁爱。     

《经学不厌精》:中西方经学研究的融汇和交流

花之安是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汉学家,在华居住30余载,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著书立说。《经学不厌精》是他融合中西方经典研究方法,将中国经学史的学术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将儒家文化置于中西双重文化的背景之下、置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比较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全面审视和评述。花之安《十三经考证》对诸经源流的考证,很有可能是较为全面、系统、严谨地研究中国经学史的最早版本。《十三经考理》则是将儒学和基督教两种经学义理进行的比较诠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儒家经典学术研究范式、文献解释空间。这部著作可以称为中西方传统经学学术研究史和中西方思想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儒学是疗救西方现代性疾病的一剂良药——狄百瑞“新儒家”思想论述

狄百瑞是西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狄氏一生努力推动并促成了美国中国学对中国思想系统内部概念的研究,将中国传统思想引入西方乃至世界视野,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狄百瑞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现代政治运动与思潮是狄百瑞学术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狄百瑞对中国传统进行研究,促成符合现代性观念的中国传统人文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兼容、统一,最终落脚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现代性困境问题。     

利玛窦向中国文人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意义

利玛窦是接受过16世纪正宗西方教育,然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了近30年学术交流的最早的西方人。他非常熟悉当时西学的特点,而且向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介绍了不同于中国"天圆地方"的西方宇宙观,以及中国所没有的西方的演绎式推理法。然而,与利玛窦所想到的不同,原来中国并不是没有和实用性无关的数理逻辑,研究二进制的莱布尼茨就惊叹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中卦序之精妙。不过必须指出,利玛窦的西学输入之后,为17世纪以来东亚文人的学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