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佛关系的逆转看日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萌生

在古代日本,本土神道与外来佛教扮演了一对"自我"与"他者"的角色:当神佛遭遇之初,后者以"他者"之普遍性包摄"自我"之特殊性的形式将日本人对神的崇拜纳入对佛的信仰当中;而由此产生的文化压抑和原乡迷失,又推动前者以强调特殊之"自我"有别于普遍之"他者"的方式摆脱对后者的依附。由此实现的神佛关系逆转不止具有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更内含了一种以"自我"包摄一切"他者",即民族中心主义的极端化倾向。     

试论王夫之的“通”论思想

王夫之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通"之精神,并在其"通"论思想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表达了重视个体与殊异性等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天人关系中,王夫之阐明了天人相通相继但不同的道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强调以"变通"之精神师法古人智慧,以应对当下社会具体问题;他继承和吸收了张载的"通"观念,在伦理学中强调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以"尽己"和"推己"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思想,并在人性论中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人性与物性相通的内容;在知行问题的阐述过程中,他从"诚明"与"知行"关系层面,深刻揭示了广义的知与行在人之成德、成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通性。王夫之的"通"论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致思路向。     

艺术与人性的分量:解析三史家的全球史观

在"去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杰里·本特利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强调了东方或不发达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在此观点之下,麦克尼尔在《世界史》中把大量篇幅给予建筑、绘画和雕刻等艺术活动,认为艺术活动同样是人类对时代生活的深刻反映。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仍然把主题放在传统的政治军事活动上,他对人类历史的分期也以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为分界点。作为后来者,本特利对两种趋向取中间态度,但在对人性光辉的关注上,他在《新全球史》中以更巧妙的方式强调了无差别的生命之贵。     

以形写神——顾恺之的“传神论”在其绘画上的表现

围绕顾恺之的绘画美学思想"传神论"来展开,通过四点来阐述顾氏的传神理论:首先,顾恺之非常重视对形体的把握,即是他所说的"美丽之形";二是在形体之上,通过画眼睛来"传神写照",传达神韵;三者,顾恺之还强调充分调动主观审美想象(迁想妙得),使得所绘人物具备辨识性和自身特点,以达到传神的目的;最后,他注重人物环境背景的烘托和氛围的营造,强调以景托人。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诗篇》和《以赛亚书》的这两处经文都强调了一个重要内容:"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无法测度"意味着"无法数算",神是无限智慧的,这是他重要的属性.人往往自以为有智慧,但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句话说:"无限智慧的神做事的方式是有限的受造之物不可能加以改进的."面对无限智慧的神,我们祈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参弗 1:17).     

马丁·布伯的对话伦理

以"我—你"关系为基础,布伯建构了他的对话伦理。对话伦理具有"呼唤"和"回应"的关系结构,它要求人敞开自身,经由对生命中所遭遇的他者的"呼唤"之"回应"来实现对他者的责任。布伯强调上帝在对话伦理情境中的在场,由此,对他者回应的对话伦理同时也是对上帝负责的宗教伦理。对话伦理将对他者的关怀与责任和对上帝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凡俗中发现神圣,在当下遭遇永恒,在对有限他者的责任中实现对上帝的绝对责任。     

王弼“体无”与玄学认识论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以无为本"的"贵无"论,将对"道"的认知转换成了对"无"的认知,并且发明了"体无"这一玄学认识论。"体无"作为认识"无"的方式方法,它不同于一般的认识过程,它强调的是认知主体融入道体、与道体打成一片,久而久之获得对于道体的认知。王弼"体无"认识论启发了嵇康、郭象,他们共同构建了以"体无"为特征的,比较完整的玄学认识论体系。     

论《周易》之“观”与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融通性

在《周易》中,"观"作为圣人经验与把握外物及自身的手段和方式,不仅有特定的对象,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特性。在对象上,《周易》不仅强调对自然对社会的观察,同时也强调对历史及人自身的观照。就特性而言,《周易》之观既是直观,也是遍观和周观,它不仅包含感性的成分,同时又包含着抽象以及理性的推演。在设计学的视域里,"观"这种经验与体悟"物"的方式与传统设计思维具有高度的融通性。中国传统造物实践即遵照了《周易》中"观"之思维与方法。     

罗国杰德治理论及其新德性主义伦理学

在罗国杰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德治理论是一个重要问题域。罗国杰先生强调道德在社会治理中是不可或缺的,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在社会德治中的作用,把道德视为社会治理的"正心"之学;对"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德治法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实施德治等,都有许多著述;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是他一贯的理论主张。罗国杰先生学通中西,注重理论研究,更注重将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在罗国杰先生的"新德性主义"伦理学中,对诸多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总是以一个学者的高度责任心和思想话语方式给出新的理论解决。     

中江藤树的伦理思想述评

中江藤树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以"全孝"为主的孝道伦理,制定以"明明德"为道德教育目标,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他学识渊博,开办了以"藤树书院"命名的私塾,广招门生。藤树书院在日本培养人才、传承和发展学术文化、化育人生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阴性文化与阳性文化在中西美术史中的体现

阴性文化摄受而潜隐,善于兼容并蓄,阴性强调和谐、折衷与共存,表现在崇尚自然的生机、注重山水的怡情、对儒释道三教的信仰、通感全息的类比性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文化;阳性的文化刚建不息、力见于外、注重个性和自我,强调矛盾与斗争,表现在以笛卡尔"心物二元论"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哲学和"我思,故我在"的怀疑精神以及对战争题材的重视和对死亡气氛的强调渲染。     

知其“先后”,献更美崇拜

正聚焦在对神的"献",必会有丰富的"得""崇拜是受造者对永恒者的响应。"中文的"崇"字是"敬"和"高"之意,直接的意思就是承认那一位更高的存在者,并敬拜他。在英文中,往往以Service和Worship表示崇拜。Service来源于拉丁文servus,指"理所当然地服侍他人的奴隶",强调崇拜中应存仆人的心态。"崇拜不只是表达了我们对造物主之敬拜、渴慕,也是借着崇拜来侍奉他,成为他的见证者。     

《周易外传》中的政治哲学问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周易外传》是王夫之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在此书里,王夫之提出了政治活动中一系列值得深思的政治哲学问题。他阐发了政治活动中"智统四德"的政治理性,强调了"智"对于"四德"的引导作用,对传统社会里过多地讲"智依四德"的倾向作了合理的纠正;在社会公正问题上,他强调了"大公于百姓"的"无心"的观念;在政治目标方面,他强调"依人建极",只有体现"乾坤之全"的道或者政治设计,才足以成为合理政治的"中和之极";他反对"专一之主"的独断,提出了《周易》式"民主"的命题。     

关于“自我修身”观念的反思

福柯晚年对如下观点给予了特别关注:古代哲学可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现代哲学何以变成了彻底的理论话语;基督教接续了古代的修身实践方式。然而,福柯的诠释有两点值得批判和反思:第一,他详述了斯多葛派所推崇的"自我实践",并视之为一种"自我技艺",过度强调了某种特定的"自我"观念,从而忽视了其所依据的宇宙理性;第二,他研究了"书写"的精神治疗价值,表明"书写"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自我,但实际上并非"书写"建构自我,而是"书写"改变自我并使之上达普遍理性。总之,在"自我修身"的实践中,并不存在如福柯所言的单纯"自我关系",自我和宇宙始终是相合为一的。     

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以胡适时间观为例

胡适的时间观奠基于"进化的观念",主张"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他以"进化""不朽""经济""闲暇"等为关键词,强调时间造就生命。胡适坚信个人改造社会,通过"不朽"强调所有作为个体存在的"小我"在历史进程中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他追求高效有用的"经济"时间,特别鼓励年轻人自主地规划、有效地利用"闲暇"时间以塑造"健全的个人",并提倡通过输入"少年血性"以求"中国再生"。胡适以科学理性为根基理解时间,尝试为"无量平常人"的生命寻找方向与意义,更凸显了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审美维度:美学、政治、知识

美学意味着一种感性的分配。康德的去功利的审美判断,以理解力与感受力之间等级关系的中立化确立了审美维度的核心,即以一种审美分离为前提的平等的"歧见",由此带来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此乃"美学的政治"。存在两种试图取消审美的政治潜力的伦理模式:其一是以"习性"为基准的社会学批判,其二是以"崇高"为中心的绝对他者原则。"政治的美学"则表现为"民主"政治乃一种"仿佛"的操作,是任何人之共同权力的平等展演。柏拉图式的共识性的"仿佛"导致了以社会分化为前提的伦理秩序的循环,德里达式的异质性的"到来的民主"则排除了人民主体的歧见力量。总之,为了强调美学的政治和政治的美学,一种蕴含了知识的美学的思考方式和话语实践势在必行。     

从《易》之三易到心之三易——论马一浮易学思想及其对朱陆之学的取舍

马一浮的易学思想以"三易"为核心,"三易"即不易、变易、简易。马一浮既将"三易"看作理解《周易》文本的枢纽,又将其扩展为认识世界、探究人心的关键性范畴。通过对《易》之三易和心之三易的分析,马一浮检讨了诸种错误认识:就《易》的内在结构而言,他针对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强调变易和不易的联系,提倡"得象尽意"的简易之用;就认识世界而言,他针对断见和常见,强调不易和变易不即不离的关系,提倡简易指向的非断非常的正见;就理解人的心性结构而言,他针对陆王的"心即理",剖析心性层面不易、变易、简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倡程朱的"心统性情"和"性即理",并由此在朱陆之间进行了取舍。马一浮以"三易"为核心的易学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终论。     

“未完成”的节奏——卢梭与启蒙理想的音乐性

卢梭的启蒙思想向来充满复杂性,而如何真正建立并维系个体之间的统一性关联无疑是其核心问题之一。他质疑理性的普遍性,试图从情感的根源重新探寻答案。由此他基于"公意"概念对种种政治和艺术的表象方式进行了批判,并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将音乐作为真正解放性的艺术形态。但他对音乐的局限性的界定、对旋律的至上性的强调使他既无法真正说明纯音乐形式,亦无法真正理解音乐发展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对音乐的另外两个基本要素(和声和节奏)的探讨将启示另外的可能性,并进而揭示启蒙理想与音乐理想之间的相互契合。     

论大数据分析与认知模式的重构

大数据分析并非一个仅作为专业性术语而存在的背景性概念,而是一种崭新的思维范式。从认知方式来看,大数据分析强调"样本=总体"的全归纳法,以相关关系替代因果关系,淡化认识过程中对精确性的追求;基于这样的认知方式,大数据分析不再追求以因果关系为中心的"客观事实",而是将"相关关系"所链接的"主观事实"建构为认知对象;"社群意识"则成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     

非意向性现象学:未来现象学的一个任务

M.亨利分析了经典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的理论内涵和问题,特别指出意向性在以"出离"的方式理解显现的自我显现时所遇到的悖谬。同时,他指出,由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现象学以"出离"的、可见的意向性方式理解生命,从而生命在他那里被遗忘和隐匿。生命的自我显现,以一种不同于可见的、分离的意向性方式来实现,这是一种生命的现象学。这是未来的非意向性现象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