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     

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一个批判性考察

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一是并未为其"民主的和平观"提供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证明,同时,他在证成其民主的和平观的过程中,在经验层面的论证方法和规范层面的论证方法之间进行较为随意的取舍,取舍的标准在于哪种论证方法有利于自己的论证;二是所使用的"法外国家"这一概念不甚恰当,对法外国家提出的战争理由并不是充分的;三是非常关注开战正义和作战正义,但是并未给予战后正义应有的重视,这也是当今关于正义战争观研究的一个普遍缺陷。     

从"作为公平的正义"到多元正义——罗尔斯、沃尔泽的正义理论评析

柏拉图曾一再追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1]尽管他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却已指明正义是“四德”(智慧、节制、勇敢、正义)之一。因而,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B.巴里指出,柏拉图提出的正义问题“开创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哲学”[2]。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     

论正义产生的条件——从休谟到罗尔斯

休谟认为,正义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中等匮乏,自私的人性和大致相等的力量)下才会产生,在缺乏这些条件的地方,正义既不会产生也不会发挥任何作用.本文通过对休谟提出的三个条件的分析,认为休谟对正义条件的探讨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巨大的缺陷.     

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与全球正义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所提出的国际正义学说近来已经受到一些世界主义正义观的倡导者的严厉批评.借助于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可以表明这些批评者对罗尔斯的批评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令人误解的,罗尔斯不仅对基本人权的实现持有一个普遍主义的承诺,而且其国际正义理论因为充分认识到了合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与分配正义的本质而在理论上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平等:从康德到罗尔斯

在康德和罗尔斯的平等主义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扬弃关系。罗尔斯追随康德,把人之平等的基础归于人的道德能力。康德对公民追求幸福的手段施加正当性限制,罗尔斯将此发展为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原则,此一进路保障了公民权利的平等。与康德拒绝给予缺乏财产的臣民政治自由恰成对比,罗尔斯主张保障公民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康德的机会平等原则否定出身阶层和特权之间的联系,罗尔斯主张进一步消解自然禀赋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关于背景正义的考虑使得罗尔斯比康德对经济不平等施加更多限制。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正义的现象学:从知识正义到审美正义

以知识建构为首要主张的正义理论,属于"知识正义"一类。对于各个知识领域来说,其所建构的正义理论,更倾向于某种标准化的知识表述,其注重"正义之前"的知识形构,忽略了"正义之内"的伦理反思,同时更缺乏对人类现象世界的关注和考量。加之知识领域的不同,造成了正义表述模式的不同,由此导致了正义归属之阐释的多元化和歧义化困境。由此,有必要在知识正义之外,自觉探寻一种从抽象理论到现象世界的审美正义,前者是朝向整体社会的规范正义,后者是面向个体情境的诗性正义。正视现象世界的审美正义,即是抛开知识正义对于理论概念的单向建构,从整体人类情境转向流动个体的道德省思,其最终目的是要经由文学艺术的"以美之审"来认识现象世界的"不美之事",通过"大审美"的德性想象来培育有正义感的"好人"。     

从诗性正义到能力正义——努斯鲍姆正义理论探究

正义一直被看作是一个规范伦理学的概念。玛莎·努斯鲍姆是美国当代伦理学家的杰出代表。在对当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批判的基础上,努斯鲍姆引入了"诗性正义"和"能力正义"两个概念。文章分析了努斯鲍姆"诗性正义"和"能力正义"提出的背景及其思想历程,指出努斯鲍姆的目的在于超越功利主义对正义的狭隘理解,重拾亚里士多德正义中的人的目的维度,从诗性正义走向能力正义。     

整体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通过同蒯因、罗素、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等人的批判性对话,罗尔斯在诸如“分析性”真理、命名与意义等分析哲学论题上表达了立场,以此回答了关于道德理论之性质和正义理论建构的一些基础问题。这些讨论在文本上虽然零散,实则可以融贯地统摄在一种整体论知识观之下。依托这种知识观,罗尔斯论证了道德理论的独立性,他在诸如正义理论的主题、理性多元论、基于重叠共识的稳定性等实质性问题上的主张也得到了支持。因此可以说,整体论构成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知识论基础。罗尔斯从知识论层面为道德理论奠基的尝试,体现了他统一逻辑和经验这两个分离的世界的努力。     

论分配正义的“场域”——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有限辩护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新近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分配正义的"场域"问题,即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什么。罗尔斯指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罗尔斯的这一论断遭到柯亨和墨菲等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不仅包括社会基本制度,还应包括非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和市场)、个人行为意向和行为选择、社会风尚等。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批评与辩护关系,彰显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同以柯亨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当代的分配正义理论至关重要。     

中国梦与世界梦——从天下正义到全球正义

中国梦与世界梦是有机地连接在一起的,这需要中国文化参与到全球正义的建构之中,罗尔斯的万民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他者意识、二是武力往教;三是缺乏稳固的道德基础。就此而言,全球正义没有他者,明确反对武力征服,应该以薄版本的仁者爱人为根基。     

正义: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

<正>义是理念,理念在历史中显示。非正义是与正义相关而不是相反的概念,它指的是各种事态。鉴于非正义所指事态的多样性,正义理念可被赋予以下内容:个体的基本权利必须被保护和行使;在某时期的实际条件下,这些权利的诸意蕴必须在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被诉求和实行。正义由此显示为一个元-原则,并在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中得到充实。当前,自由市场和人权的结合加剧了社会和全球非正义,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内部业已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保护作为清晰思考和界定的基本人权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出路。     

罗尔斯与社群主义: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

正义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正义是普遍性的还是特殊(地方)性的,这也历来是一个政治哲学所争论的焦点问题。普遍主义的正义观认为正义具有不受任何共同体制约的正当性,它不受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和历史时期,适用于任何时代背景下的任何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

康德的道德哲学深深影响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理论结构、方法和价值旨趣上,还表现在一些微观的概念上,比如自律与定言命令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关键的地方依赖康德的一些假定,但他对康德的继承又是创造性的,也是对康德理论疑难的一种澄清和解决。     

正义的多面孔:马克思与罗尔斯

马克思和罗尔斯都致力于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状。在具体方案上,马克思主张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共产主义实践,反对诉诸规范理论;罗尔斯则提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规范理论,但是缺少从现实社会向良序社会过渡的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注重发挥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的能动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则有助于明确其经济基础方面的条件和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汲取从马克思到罗尔斯的理论资源,一手抓民主法治,一手抓市场经济,实现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才能建设成功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