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伦理视野下的佛教“邪淫”观

通过梳理汉传佛教大小乘经论中有关"邪淫"的文献,分析"邪淫"的具体内涵和本质,总结佛教"不邪淫"的基本精神及与当代性伦理的异同。"不邪淫"属于世间因缘法,是佛教依据当时的社会道德、风俗习惯以及大众的心理接纳程度而建立的伦理规范。该规范既非神化的性伦理模式,又非罪恶化、工具化的性伦理模式,更非快乐主义性伦理模式。其根本精神与当代性伦理倡导的无伤原则、私事原则和婚姻性爱原则、禁规原则并不矛盾,可以彼此沟通。     

伦理生态论

生态伦理着眼于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整个人类所具有的伦理意义, 以及一定个人、集团和国家开发、利用和消费自然资源行为所具有的伦理性质; 伦理生态则着重研究特定时期的道德伦理环境, 这种伦理环境的社会成因、结构特征和主体效应,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生态的特点及其治理。     

生态伦理视野中的儒道思想

儒道二家提出的生态伦理思想构成了传统伦理生态文明观的核心,他们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表现出的智慧和远见卓识,直至今日令我们赞叹不已。这些深邃的思考既展现了圣人先哲独特的生存智慧,又为我们提供了应对现代生态挑战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儒道传统生态伦理观的优势和长处,并及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对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立现代生态文明是大有裨益的。     

全球化视域中的生态主义伦理精神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类文明最稀缺的价值资源是"精神"与"伦理精神"。当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开始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当全球化的浪潮甚至思潮妄图主宰生态时代的价值判断,生态主义"伦理精神"的回归成为共同的时代期待。如果说,"精神"的本性是"自由","伦理精神"是超越了个体的道德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形成的"共同体精神"与"实体精神",那么,生态主义伦理精神则是重要的"伦理生态人"精神、"道德实践人"精神和"人类人"精神。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当今时代,应当构建生态主义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消解"经济中心"与"科技至上"的价值霸权、避免文化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并扬弃文化相对主义,在异质文明的生态对话、生态融通与生态合作的基础上促成生态发展,唯有如此,生态主义"伦理精神"才能融入"民族精神",并最终成为"民族精神"。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什么?因何形态以及如何形态?通过历史并关注形态的分析得出三点结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重心,通过"报"—"敬"—"畏"的理论构架和"孝"伦理精神及家国一体制,实现了"敬畏"的"老龄"伦理形态。孔孟学说证明了由"敬畏"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实现;近现代转向中的"老龄"伦理形态是基于"理性",呈现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有机构建的"伦"的失却及"老龄"伦理形态的实体虚空。康德"实践理性"、黑格尔"伦理世界"、罗尔斯"正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基于"共生",需要重建价值解构,关注关怀伦理,以善的道德动力相互扶持,倡导传统伦理和关怀伦理之间的普遍"爱",使我们皈依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论现代医学视野中的伦理与现代伦理视野中的医学

医学与伦理的关系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经过了一个浑然一体、相互分离和重新融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简要考察和分析,着重阐述了现代医学视野中的伦理与现代伦理视野中的医学应当所具有的本质形相。在现代医学视野中,现代医学伦理是来自人类伦理遗产和对现实生命道德问题的伦理认识结果两方面的理论交汇。现代伦理应当是多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其中包括道德哲学层次的思考;生命伦理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构建;关于生命道德规范长入现代医学的机制问题的思考;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借鉴的研究。在现代伦理的视野中,现代医学的本质在于,现代“大医学”的概念已经取代了对医学的传统认识;医学作为现代社会文化构成部分的特质逐渐地被揭示出来;现代医学已经成为特定社会职业群体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重要社会活动。站在现代医学和现代伦理各自的立场认识和了解对方,对全面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和推进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宗教”视野下的中国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民间信仰(宗教)具有制度化程度低、分散性强等特点,且与其他宗教的界限不清晰,因此学术研究中很难对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统计和测量.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民间信仰及其研究存在许多争议的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Center) 2012年发布的全世界宗教信仰人口数据的分析,并通过观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间(传统)宗教信仰,尝试通过"他山之石"认识中国的民间信仰,并关照其相关研究.本文所言之"世界宗教”视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世界宗教格局”定位中国民间信仰;其二,从非洲宗教的变迁,从作为世界第三大宗教的印度教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变迁,思考中国民间信仰的持续兴盛的动因,并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中国性”.     

宗教伦理视野中的生态大系统

宗教伦理视野中的生态大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动态活性大系统。它不仅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 ,任何生命体均只是地球生命圈中的一部分 ,而且各部分与其他部分处于有机联系的伦理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和谐发展不仅是宗教生态伦理的内在要求 ,更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创建人类理想家园、人类新文明的进程中 ,宗教生态伦理思想 ,将愈益显示其不可忽视的强大内力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下的财产权

罗尔斯的"正义论"区别了公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和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前者属于基本自由,系第一个正义原则调节的范畴;后者则归属第二个正义原则调节。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不同,罗尔斯将私法上的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相分离,否定了其自然权利性质,使其回归分配制度建构的本来面目。罗尔斯的财产权理论不仅为"所有权社会化"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私法提示了一种全新的财产权伦理观。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生态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属于生态唯意志论,它的危害在于必然导致自然生活中的人类沙文主义,因此应坚决破除。（参看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9、120－121页）另一种则主张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参看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7期）针对这两种观点,国内生态伦理学学者多有不同的看法。（见《哲学动态》1994年第2期）为推动国内学术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的研究,本文首先评述西方人类中…     

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中的约翰·巴勒斯的自然思想

约翰·巴勒斯是美国著名自然主义作家,他在《接受宇宙》中较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他的自然思想。他认为自然应当被作为整体的、运动的一个总体来看待,它是无限的,也是辩证的、随意的,人类以自然为家,却是自然这个整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自然并不偏私于人。但他也认可人类具有的地位,没有放弃人类在自然中的优先级。他在散文中保持对卡茨基尔山区的关注,体现出当时美国文学中小规模的生态整体主义,即生物区域主义的影响,但这并不违背生态主义的理念。     

“科技—伦理生态”与“科技—伦理禁区”

在科技伦理学的意义上,"科技有无禁区"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归之于关于"科技本身"有无禁区的争论.从形上层面来看,"科技禁区"之争之所以产生,在根本上是"关系本位"的伦理学方法和标准科学观的共同宰制以及原有的科技-伦理生态整体失衡的结果.因此,所谓的"科技禁区",并不只是"科技本身"或"伦理本身"的禁区,甚至也不只是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禁区,而是"科技-伦理生态"的禁区."科技有无禁区"之争就其实质而言是科技-伦理生态的"同一性危机","科技禁区"实际上是科技-伦理生态的"同一性禁区".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非暴力主义与世界和平论

非暴力主义与世界和平论曾琦云中国号称礼义之邦,中国文化无处不表现出非暴力主义的精神。儒家提倡仁义,克己复礼,屏绝霸道,崇尚王道。孟子见齐宣王,不言“齐桓、晋文之事”。儒家认为君子仁民爱物,慈心不杀,先从小事做起。《论语》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生态经济学的伦理基础

生态经济学主张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是人的感性生存;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价值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论底线伦理的“后退”与信念伦理的“缺乏”

中国社会当下的道德现实警示我们,底线伦理正在呈现"后退"之势。同时,由于社会超速世俗化和市场化所致,却又"缺乏"信念伦理。若无坚实而清晰的信念伦理的支撑,底线伦理的"后退"就难以避免,最终也将无法维系和坚持。信念伦理是一种特殊的道德类型学,狭义的信念伦理是指在一般伦理领域内,与(传统的)美德伦理、规范伦理、现代分析伦理(或"元伦理学")相较而立的伦理(学)类型。它以信仰或信念为终极道德目的和最高行为规范,以道德或伦理的理想价值(或韦伯意义上的"目的性价值")为终极道德伦理的价值评价标准,借助于道德文化传统的理想范型、道德先贤、道德典范或道德先进的范例化(examplification)或道德类型学(moral typology)研究,阐发、论证和确立一整套基本道德伦理规范和伦理学基本理论。     

经学视野下的儒学三形态

文章认为经学的发展历程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儒学三种形态都与经学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最高的文本依据,以经典解释学的方式表现自身,经学的转型也意味着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经学的发展史与三种形态儒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     

今论“宗教极端主义”

<正>宗教极端主义是为了特定目的而片面截取宗教教义加以固执坚持的一种宗教主张。付诸行动,往往会残忍地危害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甚至发展为恐怖主义。所谓特定目的,在主张者,或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思想影响,或是为了狭隘小集团的私利。在实施者,则往往是为了用速效的手段达到自己的宗教目的。比如达赖集团和东突分裂势力为了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大义,鼓吹自焚和暴力;实施者则相信,用这种手段,可以使自己尽快成就佛果或者进入天堂。     

现代生存论语境下民族禁忌的生态伦理价值

云南少数民族禁忌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体现着少数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智慧。本文通过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有关动植物、山水、生产生活等的禁忌,揭示出云南少数民族多样性的禁忌背后所潜藏的哲学意蕴以及生态伦理价值,指出民族禁忌对促进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秦“圣人”道德形态嬗变的伦理意蕴

本文以道德形态学的方法,考察先秦一段(上古时期到孟子为止)历史视野和文化视野中的"圣人"形态,区分了圣人发展变化的三种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圣人"、作为精神象征的"圣人"、作为道德典范的"圣人"。借分析"圣人"这一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展现其在先秦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的道德形态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伦理意蕴。"圣人"由上古社会事实与价值紧密结合的形态,发展为春秋之际事实与价值相分裂的形态,最终孟子通过高扬仁德的方式使得事实与价值分裂的圣人形态在道德实践领域复归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