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具有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公平正义观都源于对资本主义不公平现象的深刻反思,并且他们都极为关注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关注实质正义。马克思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出发来关注现实人的不平等状况,而罗尔斯则从逻辑设定的无知之幕之后引申出正义原则;在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上,马克思是革命式的,而罗尔斯则是改良式的。马克思与罗尔斯在公平正义观上的紧密联系和迥异的学术见解,对建构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公平正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罗尔斯的代际正义论:一种融贯解释的尝试

代际正义理论是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约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在当代有关代际正义理论的研究中处于重要地位。罗尔斯并不主张将其差别原则直接用于处理代际问题,而是建构了一种以"正义的储存原则"为内核的代际正义理论。不少论者认为,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差别原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他在其后期著作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始终坚守"当下时间进入解释",但放弃了其起初坚持的"家族模式的动机假设"。实际上,不少批评者误解了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其代际正义理论能够获得一种融贯的解释。     

世界主义者对罗尔斯国际正义理论的反思与批评

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的基本承诺,但是,罗尔斯的以《万民法》为核心的国际正义理论却放弃了这两个承诺,因而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遭到了世界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在世界主义者看来,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对国际原初状态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对国际正义之目标与主题的理解是错位的,对国际分配正义原则的拒斥是错误的,他的国际人权清单过于简略,他的国际宽容的标准过于宽松。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罗尔斯应得理论的不对称性

个人主义的道德或伦理致思与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社会利益分配方案似乎本应是相互隔绝的,但是罗尔斯硬是把它们扭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应得"这一概念的描述中。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是制度性应得,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是道德应得。批评者认为罗尔斯无法自洽地主张这种不对称性。罗尔斯主张分配正义中的应得要受休谟式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审查,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由于其基础是与自然主义的世界相隔离的"自然"的道德义务,则被免去了要面对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追问的负担。而如果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可以并存,分配正义中制度性应得概念和惩罚正义中的道德应得概念就不矛盾了。     

整体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通过同蒯因、罗素、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等人的批判性对话，罗尔斯在诸如“分析性”真理、命名与意义等分析哲学论题上表达了立场，以此回答了关于道德理论之性质和正义理论建构的一些基础问题。这些讨论在文本上虽然零散，实则可以融贯地统摄在一种整体论知识观之下。依托这种知识观，罗尔斯论证了道德理论的独立性，他在诸如正义理论的主题、理性多元论、基于重叠共识的稳定性等实质性问题上的主张也得到了支持。因此可以说，整体论构成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知识论基础。罗尔斯从知识论层面为道德理论奠基的尝试，体现了他统一逻辑和经验这两个分离的世界的努力。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差别原则”与优先主义——在罗尔斯与帕菲特之间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德里克·帕菲特提出了分配正义的优先主义原则:在分配的问题上应该优先考虑社会中那些最穷困的人。帕菲特认为,相比于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所提出的平等原则,优先原则是更优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平等原则可能会遭遇"拉平反驳"和"分割的世界"这两个理论困境。帕菲特的优先原则与罗尔斯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理论分歧是深刻而长远的,其根源在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     

罗尔斯论个人应得

罗尔斯对个人应得的思考是其分配正义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与如何恰当地理解其差别原则具有重要关联。然而,与罗尔斯理论中的其他论题相比,他对应得的论述不仅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还很容易遭受误解。本文试图表明,罗尔斯并未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应得的概念,而是在其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框架中将它转化为制度规则下的“正当期望”概念。此外,差别原则不仅符合罗尔斯在其理论中对传统意义上的应得的处理,实际上也是他将前制度意义上的应得概念转变为正当期望概念的主要方式。因此,罗尔斯对应得的处理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在其理论中制造了内部张力。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优先规则”

"优先规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理论结构上起到规定正义的两条原则以及第二条正义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之间的先后顺序的作用。笔者认为,罗尔斯"优先规则"所规定的"自由的优先性"原则在论证和解释中存在着困难;而且,"优先规则"与"差别原则"之间存在矛盾,"差别原则"的应用使得"自由的优先性"无法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得到一以贯之的执行,而这正是在寻求平等的过程中自由受到侵犯的根本原因。     

反思平衡:罗尔斯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基础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正因诉诸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罗尔斯实现了其正义理论的政治转向。     

正义的两重性:互利与同情——休谟正义论难题之解读

休谟的正义理论一方面坚持"互利原则",把功利视为正义的动机;另一方面,又主张"同情原则",认为同情是正义感的来源,正义来自人们对公益的关心.休谟正义理论中的这个矛盾,表明正义本身所包含的两层要素:正义既具有有利于当事双方的互利性,又要求当事双方有着互相认同的能力.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真的反对后果主义吗?

<正>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提出的公平正义观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其理论的主要反对者诺齐克都说:"《正义论》是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著作以来所仅见的一部有力的、深刻的、精巧的、论述宽广和系统的政治和道德哲学著作……政治哲学家们现在必须要么在罗尔斯的框架内工作,要么解释不这么做的原因。"(诺齐克,1990年,第187页)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我的目的是确定一个能够代替一般的功利主义、从而也能代替它的各种变化形式的作为一种选择对象的正义论。"(罗尔斯,2009年,第18页。下引罗尔斯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他在书中采用的     

残障人问题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挑战——兼论纳斯鲍姆之"能力法"

残障人问题给罗尔斯的理论带来的巨大的挑战,这根源于罗尔斯对公民之理性平等的设定.由于人只有在生命的某个特定的阶段才会具备独立性以及实践理性的能力,因此在罗尔斯的理论设计中,残障人就丧失了参与建构正义原则过程的资格.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纳斯鲍姆从四个方面,即首要善、康德哲学之人性、大致平等和互利,对罗尔斯的理论进行了审视,并提出了"能力法"的理论.在许多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纳斯鲍姆的理论要比罗尔斯更具有解释力,但仍需更多的探讨.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与休谟式正义的环境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指责:激进主义者指责他对正义的应用范围和作用强度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社群主义者指责他不恰当地将正义置于核心位置。事实上,这两类指责都指向罗尔斯实质性正义观念背后的框架性预设,即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激进主义者认为这一环境有如紧身衣,而社群主义者认为它遮蔽了其它的同等重要的社会生活的环境。为了对罗尔斯的正义观念进行替换,首先要替换这一框架性预设。努斯鲍姆所提出的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便体现了这样的努力。然而,这些指责忽视了正义的环境对于正义的规范性原则的内生性构成作用。规范性的正义原则可以对社会生活的环境做出一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必须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卫生资源配置中的公平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

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研究引入卫生经济学领域,通过对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分析,为卫生经济学注入新的研究视角。在方法论上实现政治哲学与卫生经济学的交叉,结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阐述基本卫生保健的正义性;进而阐释正义的两个原则在卫生经济学中的运用,并对"政府"与"市场"两种配置卫生资源方式进行政治哲学解析;最后探讨的是公平正义理念对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寄希望于将程序、结果的公平正义引入当前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为改革寻找基于基本的健康权共识性的重叠意识。     

罗尔斯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矛盾与冲突

罗尔斯自己说过,“将正义延伸到包括我们对未来各代人的义务(包括正义储存的问题)”,是他的正义理论所遇到的四个难题之一。正义的储存原则是代际正义的主要内容,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不可能对应当有多高的储存率制定出精确的标准。资金积累和提高文明、文化水准的费用如何在代际之间被分担的问题看来不容有明确的回答”。所以,代际正义问题“使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极严重的考验”[1]。通过对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对比分析,我们将会发现,罗尔斯的这一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表白或许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重新解读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种女性主义视角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如他想象的那样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是否真正包含女性的基本权利与要求?在女性主义视野中,答案是否定的.由于他的正义论建立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基础上,其正义原则只关注"社会基本结构",忽视"私人领域"中的家庭正义,致使两个正义原则存在着"性别缺失"与父权主义特征.女性主义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其正义观,进而修正两个正义原则,以表达女性主义的正义诉求.     

正义真是一种补救性德性吗?

“正义只是一种补救性德性”在今天成为了一种盛行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休谟的正义环境学说的重要影响.然而,人们实际上广泛接受的只是正义环境论说的第一部分:正义起源于人的自私或仁爱不足和资源的适度稀缺.而对于补救观重要的则是环境论说的第二部分:什么因素使得正义是不必要的.然而,人们从这个部分推出补救观的过程中有着不少的混淆.第一个是混淆了仁爱的规范用法与描述用法.第二个是混淆了狭义资源与广义资源,从而误解了仁爱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第三个是混淆了矛盾与冲突.第四个是混淆了正义的本质与正义的执行条件.混淆的澄清最终表明:正义并不是补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