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家"中"道作为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体现出两个理论面向:一是"执两用中",一是"中和";前者规约着儒家政治的正义方向,后者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实现方式。考察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道思想进行政治哲学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特质。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对于当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从《群书治要》治道思想论儒家圣贤政治体系

《群书治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粹集成,其中贯穿着中国传统的"治道"思想,体现了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规律.本文在研究中国传统"治道"双重含义的基础上,将儒家政治的特征概括为圣贤政治,并提出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体系是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相,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为径,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周敦颐与道教

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所以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把他排在首位 ,认为他继承儒家绝学 ,孔孟之道。朱熹说 :“濂溪周公先生 ,奋乎百世之下 ,乃深探圣贤之奥 ,疏观造化之原 ,而独心得之。”① 朱熹说圣人之道从周代开始就衰落 ,孟子以后就没有人传播了 ,到了宋代 ,周子出来 ,无师自通 ,继承孔孟之道 ,发扬了道学。这在史学上也是有记载的 ,《宋史·道学传》中说 :“至宋中叶 ,周敦颐出于舂陵 ,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作《太极图说》、《通书》 ,推明阴阳之理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 ,了若指掌。”② 但他是否真的像朱子说的那样 ,他的思想是“独得于心…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圣贤气象”与生命风范——宋代理学“圣贤气象”论的美学解读

“圣贤气象”为儒者的有机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于他者的意象,是感性与理性、生命与形式的统一,具有着整体性、时机性与主体间性的特征。以德性为主,知识、思想、经验、性格、气质等要素均参与到“圣贤气象”的主体生成之中。尽管宋代理学存在着“理性压倒感性”的倾向,但“圣贤气象”的根源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动态和谐关系。于宋儒而言,“圣贤气象”是具身化的道之显现,具有感性的美感并不断呼唤着他者的感知,成为了儒家经典诠释的重点和儒家示范伦理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     

刘沅与道家关系探究

刘沅是清中后期蜀中著名的思想家,《槐轩全书》体现着他的总体思想。通常认为刘沅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学者,但考察刘沅之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以及他的著作,独特的经历使他与道结缘且发生观念改变,后又写作和注释了许多道学著述。老子授道、道者性也、道者天理、道在伦常等均是刘沅对老子及道家之"道"的认识。就具体实践而言,刘沅以"道"为核心创立了刘门科仪、丹法及槐轩医道。这充分体现了刘沅与道家、道教深刻的渊源。     

论林希逸对《庄子》“异端”之名的辩解

在儒、道的抗衡当中,道家经典《庄子》被儒学正统捍卫者冠以“异端”之名,宋代理学家批之尤甚。理学家林希逸则一反宋儒辟《庄子》为“异端”的主流,从情感与义理两方面为《庄子》辩护。在情感上,林希逸力图调和庄儒言语中的对抗,缓释儒学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偏见。他认为《庄子》书中讥讽儒家的言论,是庄子言词“怪”“偏”、作文“鼓舞”“过当”导致,庄子“愤世疾邪”本非戏侮儒家,庄子亦非不敬孔子。在义理上,林希逸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庄子理会世事、知精粗本末为一、性地融通、正心修身,一一反驳了以往的儒家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批判。     

论儒家文化教育中的美学思想

儒家文化中的美学思想深藏于孔子的王道理想和教育主张之中。儒家学者对仁的执着,使他们虽四处碰壁但仍然不改初衷,他们"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在挫折面前,明知不可而为之。他们怀揣着"德不孤,必有邻"的理想寄情于物,他们从大自然中印证着人性的美与善。儒家文化强调人格之美,深究人性伦理内化的和谐,重视协调事物对立的两极,他们对美、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儒家学者的终极信念不在庙堂,而在芸芸众生之间。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真诚的信念。     

论王船山《老子衍》的诠释进路

王船山对老子的定位是"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而他撰写《老子衍》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把他对老子之学的批评坐实到对《老子》文本的具体诠释中,以呈露其运思理据,摧破其荒诐不经。为此,他从两个进路展开对《老子》的诠释:一是"衍其意",即以解说原文含义的方式推衍文本之外老子诡深的真实思想意图;二是"求其用",即通过曝显由形上之"道"导出的功用之"术"的权谋性,反过来批驳老子之"道"乃至其全部思想的实质。船山对《老子》所作的思想意图诠释与实际功用诠释,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正学"与"异端"的视域对峙,以及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疏离和紧张,而非船山对《老子》客观、内在的理解。     

胡瑗经学视域下的《周易》观

处在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胡瑗,在经学的视域下,对<周易>一经作了独到理解.依他之见,<周易>为圣者、王者通天而理天下的经典,为居首的王者之书.该经上以通天,下以贯人贯物,开显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宏大向度、根本宗旨与深厚底蕴.开示通天者有二,一为圣人,一为王.前者从生命人格意义上言,后者从拥有统御天下之大位意义上言.<易>所集中昭示的,是圣贤君子遥契超越之天而通天的整体天下意识下的应然价值自觉与使命担当.通天而高标王道,引领人生,平治天下.而圣贤君子所高标之王道,约而言之,即为一法天而正定的礼乐刑政之道.胡瑗的上述理解,既体现着汉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方面的内在深层影响,又昭示出士大夫层新的文化主体意识、天下平治引领性主体意识之自觉.     

明宗与辨异:李材对何为儒学的思考

面对晚明三教混杂的现象,正学与异端问题成为晚明儒者的共同关注.李材立足于《大学》的"知止"和"修身"观念,重建儒家心性、经世合一之学,并以此作为区分三教的标准.因此,李材提出的"止修之学"具有三重意义:回应心学流弊、严明儒释之辨以及重思心性与秩序的关系.     

先秦儒家王道释义

<正> “王道”概念是儒家正式提出的。王道学说诞生以后,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发展。为了准确把握这一学说的思想实质,本文拟就王道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期阐明它的基本涵义。一、王道范畴的由来“王”、“道”是两个古老的概念。王是君主的称谓,它的出现至迟在夏商时代。道的本义     

宋明理学“异端”观的流变

通过对宋明理学"异端"观流变的考察,揭示宋明时期思想领域主要矛盾由儒佛之间转向儒学内部的过程。宋明理学"异端"观以儒家伦理道德及其政治治理为标准界定和批判异端,其中程朱以佛教为主要异端,陆王则以程朱理学及其流弊为主要异端。程朱"异端"观到陆王"异端"观的转变主要因为:理学对佛老思辨哲学的吸取逐步消解了宗教冲击人伦的局面;理学高度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内部思想分流;程朱理学官学化的流弊成为新一代学人批判的对象。     

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衰颓的底谷,至唐又逐渐发展宏大起来,唐太宗对宏扬儒学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尊儒崇经,其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他推行的则是“王道”政治。然而,史学界不少论者却将唐太宗作为法家人物看待或者过分强调了他对于道、佛的推崇,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唐太宗的尊儒崇经及其儒家政治观作一剖析。     

以儒解道——论《淮南子》高诱注对原书思想的偏离

儒、道互补一直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高诱作为汉末著名经师,其处世、立说都怀有浓厚的宗经、崇儒意识。他注解《淮南子》,存在明显的以儒解道的倾向。高诱通常是以儒家的仁义之道、王道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性地诠释《淮南》道家派的言论。这种以儒解道的方法旨在泯合儒、道两家认知上的成见,改变汉末经学固守一端的僵化状态。此为魏晋学者进一步会通儒、道拉开了序幕,对魏晋学术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