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本易学：《周易》的“情感儒学”诠释

“情感儒学”思想在易学上的体现可称为“情本易学”,即将“情感”观念一以贯之地落实在对《周易》的诠释之中。由此,情感儒学展开了情本易学的心灵主体论、境界超越论和自然生态论。情本易学的心灵主体论建基于“人是情感的存在”命题,旨在揭示作为心灵主体的人的情感主体性在《周易》中的体现。情本易学的境界超越论揭示《周易》所蕴含的境界超越观念,即人的存在的心灵境界特征,以及这种境界是如何通过情感主体的自我超越而实现的。情本易学的自然生态论揭示《周易》自然观念的“大生命”本质,穷究“天人之际”的生态关系,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情感境界。     

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有益探索——读钱广荣教授的《中国道德建设通论》

钱广荣教授的《中国道德建设通论》一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通论》),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道德国情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中国道德国情论调》的姐妹篇而撰写的。广荣教授一直着力于对中国的道德国情和道德建设问题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近30篇专题论     

《性自命出》的心性论和乐教美学

《性自命出》不但为先秦儒家心性论研究提供了新理论来源,而且为先秦儒家美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文本。在人性论上,《性自命出》持当时流行的自然人性论。人性的本然材质在与外物的交接过程中化性为情并奠定心志,从而为后天的礼乐教化提供了可能。礼乐虽都出于情并作用于情,但礼教更多的是直接逼索心志,从而奠定心志,产生道德情感。而乐则能直入生命情感的本然深处而直接切近天性,在对自然、感性情感的感染、鬱陶、摩荡中使得心志、情思油然而动,从而自然、自觉地激发道德情感,最终成就美善圆融、身心和谐的君子人格。     

《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当作“议”解。许慎《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相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言论及其与弟子的辩论。     

《孔子家语》与中华文明研究新视野

《孔子家语》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书”：若论其在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中的价值，可以说罕有其匹；如论其在中国学术史上遭到的怀疑，亦堪称首当其冲。但是，近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鉴于《孔子家语》的内容、体量及相关学术问题，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也是对历代学者研究得失的一个很好检验。     

论郭店楚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     

论郭店装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     

《周易》符号的情感性特质——以苏珊·朗格的符号理论为视角

《周易》符号是具有情感性特质的哲学符号。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系统阐述了符号的情感性问题,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概括《周易》符号的情感性特质具有启发和参照意义。《周易》符号作为一种表象性符号,实现了物象与情意的统一,协调了象、物、意的三元关系。《周易》符号具有情感—生命—符号的有机结构,蕴含着由自然情感升华而来的,融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于一体的“人类情感”。《周易》符号的艺术性与情感性相关,其启迪了中国古代的情哲学传统和抒情的艺术传统,影响了中国艺术精神“象外”和重“意”的追求。相较朗格的情感符号,《周易》符号的象、物、意三元结构克服了索绪尔符号构造的局限,从宇宙哲学的高度观照生命和情感,涵盖了“天地万物之情”,彰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孔子孝义平议

只有将孔子的孝义放在其仁学思想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我们才可以得出符合孔子本意的结论:“孝”是“仁”情之端,是行“礼”之始,而“仁”是“孝”行之果。用今天的话说,“孝”既是人们道德情感的本源,又贯穿了人们道德情感发展的全过程,因而影响着人们所有的道德行为。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结合时代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传统孝文化灌注新意,对当前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本文对《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中有关丧服制度的同、异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从《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三者的性质及撰作时代入手推究了形成三者内容同、异的原因。文章认为 ,《丧服传》之所以与经义偶有不合之处 ,而多与《礼记》一致 ,其原因就在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有关内容基本上同源于孔子当年的讲学 ,而《丧服经》却是孔子及其弟子依据宗周丧服礼俗遗制整理而成的仪节单子 ,孔子的讲学内容与宗周丧服遗制偶有不同之处是不难理解的     

从帛书《易传》析述孔子晚年的学术思想

本文以帛书《易传》比对《论语》中关涉《周易》的章节,从而确定这些章节是属于孔子晚年所说的话。此外,从帛书《易传》所见的哲理,-显示了晚年的孔子已经具有哲学家的形态。关心形而上的问题,并且对这些哲学问题有很深的体会。孔子说《易》,开辟了以义理研究《易经》的新途,亦展示了一个学术发展的转折点,即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以孔子为开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孔子观念的根本转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孔子观念需作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主要是基于对尊孔派的反感和伦理、文化上的彻底觉悟而发起了对孔子与孔家店集中而猛烈的批评与攻击。他们所批判的主要是孔子的偶像 ,而并不反对孔子本人 ,破除孔子偶像的束缚而使人们的思想从权威和偏见中彻底解放出来 ,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历史功绩 ;他们虽不反对孔子本人 ,但对孔子与孔子之道采取的是一种社会语境决定论的或历史化的诠释与读解的态度 ,故带来了孔子观念的根本转折。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帛书《易传》四篇天人道德观析论

本文通过对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四篇的分析,认为帛传四篇为孔子<易>论,其中包涵着<论语>、<孔子集语>、传世本<易传>等反映孔子思想的传世文献所隐微罕见的天人道德观念;帛传四篇表现了孔子在涵括三代以至春秋新旧天人观念的基础上对于天人内涵的初步的哲学改造,反映了孔子将传统的主宰之天转化为道德之天、并将传统的主体对于形上存在的外在超越关系转化为内在超越关系的致思取向,从而凸显了孔子作为当时敏锐而深邃的思想家的形象;帛传四篇所涵具的孔子天人道德思想补足了三代天命德政观与思孟天道性命思想之间的逻辑缺环,是经由曾子(<天圆>)而达致<中庸>、郭店儒家简、<孟子>乃至传世本<易传>所体现的天道性命思想高峰的理论根据.     

孔子晚年心志蠡测--并为《莫春篇》作一新解

孔子晚年的心志如何,的确多费猜疑。作者发现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当今留下的史料作恰当的选取与解读而已。本文以《论语》为基准,通过《易传》与《春秋》来了解孔子晚年的思想。对《论语》里自古以来号称难解的《莫春篇》作出新的了解,显豁孔子晚年密契天道的意境,指出这正是孔子志存拨乱,推阐易道,作《春秋》运诸三世之苦心。后世实在不宜再忽视或过度怀疑《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孔子世家》及新近出土帛书《易传·要篇》等史料具有呈显孔子晚年思想实况的价值性.     

孔子的忠德观探析

“忠”是孔子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对“忠”的论述非常全面和系统,其中既包括对“忠”的学理性探讨,也包括对忠德的培育、践行等的方法论指导,构成了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的完整体系。孔子的“忠”具有泛伦理特征,在他看来,“忠”是一切人都应具备的道德品格,不存在主体上的选择性;“忠”的美德不仅应当施于主体以外的所有人,而且应当施于主体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施于自己的祖国。     

Virtue and the Good Life in the Early Confucian Tradition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role of virtue and the status of non‐moral goods in conceptions of the good human life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the thought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Both Confucius and Mencius lived in quite similar worlds, but their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world differed from each another. This difference led them to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role of virtue and the status of non‐moral goods. On the one hand, Confucius highlighted the self‐sufficiency of virtue, but he acknowledged and appreciated the intrinsic and instrumental value of non‐moral goods.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Mencius underscored the role of virtue as the best means to the best ends, he tried to depreciate the value of non‐moral goods. As a consequence, even though their conceptions of the good life were essentially predicated on virtue, they parted company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non‐moral goods in human life.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逸周书·宝典篇》与儒家思想

《逸周书》对于考察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说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宝典》篇中便能够清晰地看到早期儒学的影子。其中关于“仁”的内容,对孔子“仁”的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所述“四位”、“九德”、“三信”的内容与儒家的修身思想关系极其密切;“十奸”、“十散”涉及择人、敬谋问题,与早期儒家和孔子亦有一定关联。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参照出土文献等资料分析,《逸周书》的《宝典》篇应是可靠的周初文献。     

从《论语》探析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现代理论价值

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比较全面地提出了素质教育思想。《论语》正是孔子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本文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诸方面总结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以利于深刻地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推进教育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