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

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他认为现世所传的儒学都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所谓的“自己学”,他并依据自己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粱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另一努力是援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入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儒学与西方哲学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统合孟荀的新视角——从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看

儒学包括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两个不同维度,前者强调"成己成人",后者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启了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分野。孟子"道性善"、以善为性,为儒家的君子人格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并发展出大丈夫精神、浩然之气、天爵人爵说等,对君子儒学有重要贡献。荀子主张"义利两有"、性恶心善,肯定自然欲望、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这对于庶民之学是一个发展。传统的儒学由于重君子儒学、轻庶民儒学,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即:使儒学规范君权、维护民权的宗旨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要克服传统儒学的缺失,通过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并建,发展出儒学的当代形态,而统合孟荀便是其中一条思路。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形的良知”及其超越——兼论新儒学与基督教仁爱模式之异同

本文首先给出“形的良知”之界定,将同情心之根基奠立于生存论意义上的同形身上,并缕析出空间性之“同形”与时间性之“睹形”这一“形的良知”的两个基本构件,而超越“形的良知”即是将依“形”而生的良知无限扩充以突破此两构件之限制。儒学之亲亲仁民爱物与基督教之普世之爱代表着两条超越的路子。前者简易亲切,后者博大超拔,两者在本体预设上、在“开端处”、在旨趣上均有种种相互发明之处,但在当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人际交往日趋抽象化、间接化的新情势下,都面临着挑战。“形的良知”之存养与超越依然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新探索——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

继《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之后,李宗桂的又一部力作《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如果说前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观描述和总体解析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对近现代以来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工作的深刻反思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理性探索。这两部专著可谓     

宗教对话: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核心课题

所谓“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涵义需要进行再诠释:就当下以及将来的发展而言,儒学第三期开展是指儒学从东亚到全球的地域性扩展,在此过程中,与西方宗教传统的对话将构成其核心课题之一。其次,儒学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传统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儒学作为一种宗教传统。再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话性一直构成儒学传统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最后,儒学传统对于宗教对话至少应有三方面的贡献,即“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以及多元宗教参与和多元宗教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魏晋禅代与“郑王之争”——政权更迭与儒学因应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

本文对经学史上的“郑王之争”进行了研究和辨析,认为这一公案既反映出郑玄和王肃儒学思想的差异,也反映出他们对当时政治变革态度的不同,折射出在魏晋禅代的变局中儒学的自我调适和对政治的回应。同时本文还指出,王肃撰辑《孔子家语》的态度和其思想里所体现出的对传统儒学进行自觉改造的变通精神,同样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康熙与清初庙堂儒学

清初儒学对当时及其后的中国社会与思想影响较为深刻的,无疑是早期启蒙儒学和庙堂儒学。前者体现了明代中后叶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气息,显露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更新的动向;后者乃正宗官学,是清初统治者利益意愿的体现,不仅在当时即具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且更奠定了有清一代思想统治的根基。本文仅拟透过对康熙儒学思想的评析来审视后者。管台之见,尚析方家教正。一、倡明道统治统合一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崇孔子。似乎不如此,便不足表明自身统治的合理合法性;…     

研究现代儒学的创新之作——评《现代儒学重构研究》

如何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是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重要议题。儒学作为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今中国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这种理念,南京大学杨明博士的近著《现代儒学重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现代儒学”为题,以“重构”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了晚清以来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西学的逐步东渐,儒学如何应对挑战、自我变革的思想历程。全书逻辑清晰,结构谨严,     

从心体到性体——牟宗三对熊十力哲学的发展

从传统儒学导向现代新儒家,几乎与整个近代思想史同步。其中有两条相对清楚的思想脉络可以把握。一是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梁漱溟、张君劢的从西返中的文化探究之路。一是从谭嗣同、章太炎到熊十力的由释归儒的哲理玄思之路。后者纠葛着儒学的心性与佛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康德、牟宗三对自由意志的解读歧异及中西人性论比较的伪公度性

康德以自由意志作为比性善/性恶论更本质的属性展开其全部道德哲学的论述,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基本坚持。牟宗三、康德自由意志说的最大歧异是“呈现”和“悬设”之别。牟宗三先生是要以传统儒学“圣贤人格”的道德生命来消解康德学的现象界/本体界的两相悬隔。但是,牟极力与康德的呈现说对扬的不过是“道德原型”的概念,而该概念在康德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消极的、负面的概念,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德原型”)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法则是互相排斥的,牟先生的呈现说实际上意味着自由的自我取消。牟先生以“天人合一”的预设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之呈现的自由意志说的唯一理解规则,说明他无意疏通一条儒学与康德学之间可以互容共通的方法管道,而是设置了一条仅供接受心性儒学的观念图式的人通行的“单行道”,这与他借康德学的主体性构架来阐发传统心性儒学普世的思想性和时代感的普遍性致思是相悖的。     

“三表法”与“尊天”、“事鬼”──论墨子思想中的矛盾现象及其根据

“三表法”是墨子认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则,而“尊天”、“事鬼”则是墨子的社会思想或宗教思想。就思想进路言,前者是后者的认识论基础;但是,如果对墨子的前后两种思想进行比较,人们又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象──前者显然带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色彩,而后者则无疑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如何看待墨子思想中的这种矛盾现象？本文试对此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一）所谓“三表法”,亦即墨子在《非命上》说：“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     

论认识回到实践的中间环节

“实践——认识——实践”的图式,包含着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层次:“实践——认识“、“认识——实践”。前者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者就是所谓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有其特定的规律。对于改造世界的规律,毛泽东称之为“行动的规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2页)。 行动的规律有丰富的内容。有一般的行动规律,如理论指导实践的规律,走群众路线的规律,等等。有具体的行动规律,如建筑的规律,烹调的规律,等等。本文将通过对认识向     

简论“实学”作为日本近代政治转型的思想基础

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在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时,日本较为迅速地实现了近代转型,而日本传统思想中的"实学"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本文从"实证主义意义"与"对人性的现实主义态度"两个视角出发对日本传统实学进行了考察,并从这两方面出发讨论日本传统实学在日本近代化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前者开阔了日本知识人的眼界,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务实而非盲目怀疑抵触的态度来对待东渐的西方思想,而后者则使日本知识人更为顺利地摆脱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传统儒学政治思想转而接受以制度约束为核心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从而为日本的近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论政治儒学的历史演化与人文理性精神

中国儒学本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把它与封建君主专制沟通起来,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儒家学说的本义。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与复杂的历史演变,儒学在作为政治化工具的运行实践中,也不断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和形式。在经过魏晋、宋明儒的本体改造,同时又吸收佛、道的某些思想和修养方法之后,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实际上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进一步弘扬。而今,正确看待儒学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力。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     

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一回事吗？

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个事实的认定,即对一种主张的认可并付诸实践;而后者是指一种局面,是＂独尊儒术＂主张所要达到的目标。西汉武帝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路线,但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