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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认为,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和"不请求宽恕的人"。如果一种罪行可以轻易被"补救"与"原谅",这是人们永远都可能做到的;严格意义上的宽恕不能出于"同情",不能出于"交换",也不能出于特定"目的",因而属于"不可能"的绝境性体验。但宽恕的"不可能"中蕴含着"可能",他者的"相异性"是其得以可能的本体论依据;人类正是经由宽恕,方能实现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并获得自身的最终解脱。在此意义上,"解构"并非"摧毁"了宽恕,而恰恰是对宽恕的"建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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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列维奇用"遮遣法"或否定法的哲学来改造柏格森思想,并以其作为分析因二战犹太人所遭受的磨难而引发的"宽恕"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宽恕行为的静态模式中,事关宽恕行为的当事人与宽恕资格问题,杨克列维奇提出了"宽恕的不可能性"命题,主张对于纳粹罪行的追溯"不受时效约束"。而在记忆、意识与自由参与其中的动态模式中,作为具有创造与生成能力的行动之人,宽恕将永远存在。借助"遮遣法",杨克列维奇提醒我们,宽恕与恶处于永恒的角力之中。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伦理真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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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伤害事件发生后,犯错者的懊悔与受害者的宽恕是修复人际关系的两个关键因素。本研究采用经典行为实验范式,以139名4~5岁幼儿为对象,考察犯错者的懊悔表现对受害者宽恕水平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旁观者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4岁和5岁幼儿均已经能够识别犯错者的懊悔表现,且对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显著高于无懊悔者;旁观者的存在会影响幼儿的宽恕水平,且教师旁观和好朋友旁观比陌生人旁观更能降低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更能提升对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旁观者的存在没有显著提升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这可能与幼儿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社会期望(如“以德报怨”)有关,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社会期望的旁观者激活假说”,并进行了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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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宽恕”乃是过错行为的受伤害者对过错方的一种原宥行为。德里达提出“唯有宽恕不可宽恕者方为宽恕”。该主张从当事人双方的相互行为后撤,强调受害者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赠予”性宽恕。但这种主张却忽视了过错方视角以及与之相应的宽恕的“挣得”性特征。思考“不可宽恕者”这种特殊形式的“人际宽恕”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双方选择上的开放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受害者的“体验之秘密”。为此,我们借助道德心理学分析,趋近对“不可宽恕者”的性质与面貌的同情性理解与准确的呈示,避免像德里达那样简单地回避或转移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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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关注冒犯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对宽恕的影响以及青少年宽恕水平的三个维度的特点。采用Enright宽恕问卷对388名12.00-21.67岁的青少年施测。数据分析采用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青少年来说有两大类型的冒犯者,同伴(40.9%)和家庭成员(29.9%)。当冒犯者是同伴时,初中生的宽恕水平最高;当冒犯者是家人时,各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宽恕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初中阶段,对于各种冒犯者的宽恕水平差异不显著;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对家人的宽恕显著高于同伴。在所有年龄段,宽恕情绪维度的水平明显低于行为和认知维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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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多认为观点采择可有效促进宽恕,近期研究则开始关注观点采择诱发宽恕等亲社会行为的边界条件。结合“换位体验”和内隐态度测量范式,本研究考察了受害者对伤害动机的认同在被动和自发观点采择影响内隐宽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验1发现当人际伤害中存在人们无法认同的恶意不道德动机时,被动和自发观点采择都抑制了受害者对施害者的内隐宽恕且后者的抑制效应更显著。实验2则进一步操纵了不同类型受害者对施害者伤害动机的认同差异,低认同组与实验1结果相同,即被动和自发观点采择中都抑制了内隐宽恕且后者的抑制效应更显著,但高认同组在两种观点采择中都促进了内隐宽恕且二者的促进效应无显著差异。本研究揭示了伤害动机认同在不同类型观点采择影响内隐宽恕过程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对观点采择和宽恕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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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宽恕是认知、行为和情绪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该文从进化心理学、精神分析、观察学习以及认知失调等不同理论角度对自我宽恕的本质、形成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指出自我宽恕研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我宽恕的定义还存在争议;自我宽恕的研究方法还远远不够成熟和完善;自我宽恕的研究内容也不够全面,忽视了对受害者之自我宽恕的研究等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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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干预研究述评——宽恕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宽恕能帮助受害者消除愤怒、减轻痛苦,修复心理创伤。在西方,宽恕已被当作干预目标应用于临床和教育领域。结果表明,宽恕干预能明显减少来访者的愤怒、抑郁、焦虑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增加积极的心理体验,如希望和自尊。宽恕过程模型以及REACH宽恕模型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宽恕干预理论模型。这两个理论模型均由若干环节构成。在这些环节中,定义宽恕、回忆伤害事件、建立共情、知觉到对他人的伤害、承诺宽恕以及克服阻碍宽恕的因素是促进个体宽恕的重要环节,是在宽恕干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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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外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冒犯者在得到宽恕后,不倾向于再次伤害被冒犯者。但这些研究并未解释冒犯者为什么这么做,是出于"善待宽恕者"的动机,还是出于"报复非宽恕者"的动机。为此,本研究通过囚徒困境的博弈范式研究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动机。结果显示,在"得到宽恕"的情境中,冒犯者善待对方的程度要显著高于"没有得到宽恕"和"不确定是否得到宽恕"的情境,而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该结果一方面进一步验证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不倾向于再次伤害对方的结论,另一方面也初步确定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行为的动机,即"善待宽恕者",而非"报复非宽恕者",并对人际互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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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宽恕是否具有条件和底线的论争中,德里达主张纯粹的“无条件的宽恕”。他认为,真正的宽恕是宽恕那些“不可能宽恕的”人和事,它不能出于交换,不能带有目的,属于纯粹“不可能”的超越性体验。在涉及集体性问题时,纯粹的“无条件的宽恕”可以为构筑充满博爱的政治伦理关系提供全新的视角。然而,“无条件的宽恕”在实践维度遭遇的困境以及德里达在理论上声称宽恕具有的无底线性,实际上却消解了宽恕概念本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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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侵犯,然而侵犯并不总是发生于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也可能发生侵犯,因此宽恕也可能发生于群体之间。在众多影响群际宽恕的因素中,道歉常常被提及。但近期的研究却显示,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作用并不一致:有研究显示,道歉能够促进群际宽恕的产生;但也有研究发现,道歉并不能提升群际宽恕的水平。这种差异可能源自于一些因素的调节作用,例如群体身份认同、道歉所蕴含的情绪、人际信任等。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值得后续研究深入探讨,包括从侵犯群体层面进行研究、细分道歉类型对于群际宽恕的影响、探寻其他调节因素的作用、关注政治因素对于群际宽恕的影响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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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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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维纳斯的时间概念中,存在"作为历史的过去"与"作为谜的过去"。正是在对后一种过去的"忘不了"之中,勒维纳斯经由踪迹与见证,阐发出一种对他者的无限、超越责任。同时,也正是在"作为谜的过去"及其踪迹中,勒维纳斯通过"记不住"与遗忘,讨论了宽恕的可能。这种宽恕的可能实际上在勒维纳斯那里被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样式,而本真和现实的宽恕都是奠基在"作为谜的过去"中,奠基在责任基础上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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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只脚踏在紫罗兰的花瓣上时,它却将香味留在了那只脚上,这就是宽恕。一个精神病人闯进了一位医生家里,开枪射杀了他三个花样年华的女儿,医生却仍为那精神病人治好了病,这也是宽恕。宽恕别人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却也不容易,关键是,心灵如何选择。当一个人选择了仇恨,那么他将在黑暗中度过余生;而一个人选择了宽恕,那么他能将阳光洒向大地。古语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既然如此,面对一个人在无意中犯下的错误,我们为何不能宽恕呢? 当心灵为我们选择了宽恕的时候,我们便获得了应有的自由。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