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选举与治理中的乡政权--以江西田下村为个案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的乡村治理制度在乡村社会的贯彻与实施 ,引发了乡村关系的变化与调整。然而 ,由于《村组法》遭遇村庄基础的不同 ,使现实的乡村关系颇具复杂性。本文所反映的则是 ,在现实的乡村关系中 ,不仅存在着乡政权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主动介入 ,还包含着村庄对乡政权的主动依赖。由此 ,建构一种乡村关系类型的分析框架便显得尤为必要     

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的困境与超越

村民自治的良性实施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实现和谐安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村民自治应当依据自治的原则和规范,形成自身的伦理规范与约束机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最终达到维系乡村伦理秩序和谐之目的.顺利实现村民的自治伦理价值追求与乡村的稳定有序应正视多重现实困境.如,村民与村庄关系的不协调,村民与自由和秩序的冲突矛盾存在,最后导致村庄无法达到自由和秩序的统一.超越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从发展集体经济、依从基层法治、均衡分配利益、加快村民教育四个层面最终达到村民与村庄、自由与秩序四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实现四者的彼此结合与统一.     

论新时代深化村民自治的“双向制度”供给——基于村民自治制度与乡村非正式制度融合的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实施30多年来,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出现了"无动力的自治""无能力的自治"与"无根的自治"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摆在了与完善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基本齐平的位置上,旨在解决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通过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制度合力的形式,深化村民自治。从制度的属性上看,村民自治制度是正式制度,村规民约则是非正式制度。因此,中央做出的策略布局实际上就是要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共生的"双向制度"供给系统。当然,基层农村的非正式制度不仅只有村规民约,还有其他一些形式的具体内容。准确地把握"双向制度"供给的精确意涵,需要我们回到形成这一系统的必要性、条件这两个问题中去,并结合当下我国乡村实际,做出可能的建构策略规划。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现状调查 ——基于七省七村的调查数据

现代乡村家庭伦理建设不仅关系家庭和谐和个体幸福,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调查显示:乡村家庭伦理状况总体良好;乡村婚恋伦理多元并存;乡村亲子伦理失衡;乡村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乏力;乡村性伦理开放宽容和乡村生育伦理新旧交织。影响当代乡村家庭伦理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家庭财富重心和话语权转移;社会道德调控力量弱化;部分村民自身道德素质低下等。加强乡村婚姻家庭伦理制度化建设,推行"德治"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强教育培训以提升村民道德自律能力是改善乡村家庭伦理的基本建议。     

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梁漱溟的公德观与"乡村自治"构想的伦理困境

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初步尝试,他清醒地意识到,"公德"观念的缺乏不仅对民众的精神状态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阻碍着现代意义上的团体生活的发生.因此,他主张通过"乡村自治"的方式造就团体生活的必备品德,使农民在获得现代性物质利益的同时,养成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素质,依靠公德的柔性力量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对传统道德力量的过度自信及趋利避害的考量,使他在维系团体生活的价值取向上终究未能摆脱向传统儒家伦理的回归.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公共物品、公平税负与乡村组织建设

本文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定价和乡村组织结构方面讨论公平税负问题。改变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 ,通过竞标发现公共物品的适当价格 ,进而成为居民选择生产商的依据 ,是实现公平税负的根本途径。另外 ,在组织建设上 ,削减行政机构及其冗员 ,强化乡村居民自治组织 ,形成公共物品的外部治理机制 ,是发现公共物品价格和公平税负的根本保证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嫁主里面的人"——乡村基督徒姻亲结合的宗教社会学观

乡村社会出现越来越多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姻亲结合,我们通过基督教经典<圣经>投射的神与基督徒、基督徒家庭结构、婚姻行为、婚姻观念的统计,结合婚礼发挥的姻亲结合认同、基督徒群体团结的功能分析,探析基督徒姻亲结合表达的宗教及社会需求所在:乡村基督徒姻亲结合,是信徒构建神圣与世俗秩序的宗教需求,同时,宗教关系的血亲化、家族化,满足了作为基督徒的村民对熟人社会再造的社会需求.     

中国乡村经济伦理之历史考辨与价值理解

近代以来,伴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变化,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传统乡村经济伦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历史性变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韦伯的"精神(伦理)气质论",为我们提供了把握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之互动关系的基本逻辑思路.根植于乡村经济生活的乡土伦理,在经历不断传承和变迁后仍彰显着其现代价值.对中国乡村经济伦理的历史考辨与价值理解将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时代主题.     

“拉斯巴”制度的新生——嘉绒藏区村组治理的案例研究

"拉斯巴"制度是嘉绒藏区乡村社会特有的地域传统。土司时期,由若干个村民轮流担任拉斯巴,负责组织村寨的集体活动,增强村民的合作性和认同感。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使拉斯巴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拉斯巴"制度复兴,并拓展了拉斯巴在行政事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公共事务运作方式。表明国家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可倡导多样化的治理形式。传统地域制度"拉斯巴"能够适应新形势并不断创新,首先源于藏民公共生活的需求;其次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需要及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最后,国家宽松的政策环境是"拉斯巴"制度新生的基础条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路径研究

乡村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然而在当代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中,有些传统村落遭到破坏,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局面,国家提出建设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可谓意义重大。基于此,探讨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意义、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路径,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发展。     

“生态乡村”建设:理论向行动的跃迁

“生态乡村”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看,从“生态乡村”概念的缘起到相关学术理论的发展,“生态乡村”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对相关文献的回溯和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生态乡村”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与实质内涵;与此同时,“生态乡村”建设必须由理论运思向实践行动跃迁,而从实践行动上看,“生态乡村”建设需要“技术支持”,也需要“村民参与”,更需要“消费转型”,这是“生态乡村”实践行动方案的三个关键措施。     

关于做好农村地区宗教工作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离不开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农村地区宗教工作对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乃至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直接而实际的影响. 我国的信教群众很大一部分是在农村,宗教领域的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