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争议主要围绕各卷的排序问题、写作时间问题和观点的统一性等方面展开。耶格尔提出的发展论假说认为,论述最佳政体的第七、八卷与第四到第六卷分属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早期和后期,分别是理念论和经验性方法的代表,因此处于前后矛盾和替代的关系。本文从六个方面讨论了发展论论证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能认识到《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一个以属人的善、幸福、德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必然走向对最佳政体的追寻。《政治学》全书的确体现了一贯的意图和有组织的结构,并通过第七、八卷关于最佳政体的讨论得以最终完成。     

儒家的不朽观及其限度——以基督教的永生观为参照

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是人这个有限存在者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儒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备具特色的表达,在儒家可谓现世不朽的追求,即通过功德言的历史性影响进入历史记忆,借助血脉相传构成子孙万代的生命延续,和宇宙万物一体实现天人合一的无限境界。这一不朽观具有道德人文性、自然人伦性、审美存在性,其根本特质在于非个体性和历史此在性,包含着儒家思想的卓越和限度。在基督教可称作天国永生的盼望,它既是立足于个体的,也是超越现世的,但要通过信仰的途径,在儒家经验理性之外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的支援路径。     

自由与询唤:以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为参照的考察

在阿尔都塞哲学的启发下,立足于当前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现状,本文对自由和询唤提出了新的解读:自由,与传统定义不同,是决定参与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社会媒介;询唤,与阿尔都塞哲学对其的解读不同,被用以解释各种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世界观的思想体系。在当前社会,消费已渗入生活的每个部分,意识形态领域也不能幸免,所以自由和询唤会以新的形式呈现。     

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及其限制

公共秩序是以公共权力运作为枢纽的行为规范体系。作为源于社会又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其有效运作是公共秩序得以维系的前提,而其不当运作又往往导致公共秩序的崩溃解体。因此,如何有效地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就成为政治秩序建构和维系的关键,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当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建构及其困境

约半个世纪之前,在西方实践哲学领域兴起了一股名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ism)的思潮。(参见塞尔科沃;Knight;Schnaedelbach;Volpi;Wallach)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学派或组织,而是一种倾向,即"指道德与政治哲学中一条回向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研究的方向,     

和谐社会的儒家哲学基础——以荀子“群居和一”的政治理想为中心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为这一战略任务寻找哲学基础,或者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和谐社会的思想精华,提高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并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系统的解释,是目前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针对他们当时的社会现状设计过无数个“和谐社会”的蓝图。例如,儒家对构建和谐社会就有过很多建议。孔子主张社会的和谐要从家庭开始,然后推及社会、国家。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为此,孔子提出要在全社会实行“己…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先秦儒家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仁道价值及其哲学依据

从社会秩序建构的视角来看,先秦儒家的仁道价值既是治国过程中的惠民爱民理念和政策,又是天下一统途径选择中的惠民爱民理念和政策。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仁道价值的终极依据,主要解决社会秩序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人性是社会秩序建构的现实依据,主要解决社会秩序的合理性问题。两种依据在秩序建构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中逐渐融合。     

政治与道德融合的古典模式及其当代意义——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为中心

古典的政治与道德融合关系体现在:政治与道德在内容上互相重合也互相补充,途径上互相推动;二者既有共同目标,也有共同前提。在上述问题上,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具有重要区别,二者难以兼容,因此,古典政治的现代意义是受限的,它不能解决现代政治的所有问题。只有遵循主体性原则,让古典政治的部分原则补充到现代政治之中,才能发挥古典政治在维护共同价值秩序、确立政治的优先地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阐扬儒家政治理念,探寻儒学发展正道——《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论丛》评介

<正>《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论丛》是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存光先生主编的,国内首套专门就历史上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传统进行历史考察和义理阐释的丛书。该套丛书由我国知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和刘泽华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丛书的前四册已由学习出版社于2017年8月出版。这是林先生及其研究团队近二十年来潜心研究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的智慧结晶,对儒家视域中的核心政治价值理念、历史功能     

论强者／弱者政治学的三重意义——《古典政治哲学史论》读后感

“强者／弱者政治学”是浙江大学包利民教授提出的一个政治理解模型。如要恰当理解提出这一模型的目的，必须结合当下对“古今之争”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语言表述的研究。本文认为该模型的提出基于以下三层考虑，一是在理论层面上回应西方古今政治哲学思想的争论。二是在现实层面上对体现为“古今之争”的“中外之争”问题的回应，其三是在汉语政治哲学修辞表达上的更新。这些考虑是否能得到落实，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古今断裂与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以汉宋对《论语》“温故而知新”的诠释分歧为中心

汉宋对《论语》温故而知新呈现为两种不同的解释。汉代以宏观外在的古今解释故新,宋代则以微观内在的个体阅读经验的旧新先、后来进行解释。前者强调对历史与现实的尊重与继承,后者则强调个体精神与心灵的创构与想象。儒家政治哲学在宋代发生重要的转折,造成历史上古与今的断裂,相续一贯的历史也由此发生终结,导致政治变革不再强调对客观历史的尊重和延续,而是转而重视主观内在的精神和心灵。宋代儒家政治哲学的这一特性经过长期的酝酿含蓄,最终在近代与西方的启蒙哲学汇合交织,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革命。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及其现代效应

一通常所说的“实践哲学”有两种含义, 即“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和“关于实践的哲学”, 前者包括伦理学、道德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各种行为学科, 后者是把实践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研究。一般来说, 在这两种实践哲学中, “关于实践的哲学”是“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即各种规范人类行为和关于人类行为的学科之基本原理和形上根据, 而“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则是“关于实践的哲学”的体现者。我们所说的实践哲学主要侧重于后者。实践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 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方哲学的开端———古希腊哲学。实践概念虽然在…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儒家人文精神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

人文主义,把人和人的价值摆在首要地位。儒家人文主义,则以人的德性或道德精神统摄一切。 从整个思想体系看,儒家思想是道德理想主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人文化成”的意义看,儒家人文主义也可以说是道德人文主义、道德教化主义。     

稳定性与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政治学》第5卷新解

关于亚里士多德心中的最好政体，历来有两种解释，分别支持贵族体制和宪政体制。本文通过重新解释《政治学》第5卷，为宪政体制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结合亚氏的正义论和人性论，本文还将这种解释融入亚氏哲学的整体。要根除一种误解，即以为亚氏不喜欢多数人的统治而偏好贵族体制。     

哲学视域中的文殊菩萨——以《华严宗哲学》为例

在传统佛教的诠释学中,对于佛经角色之设计及其功能性意涵的解读常常伴随着文本、解释立场等因素的不同而在角色的共通性中又展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近代以来,随着对西方不同学科研究方式与方法的引入,关于经典角色之理解与诠释也进入了一种更加多维的视域。以近代哲学大家方东美先生的名著《华严宗哲学》为主,集中探讨了哲学视域中对文殊菩萨的哲学化诠释,并以期管窥在不同方法论中对佛经角色解读方式之异同。     

触觉与空间——以心灵哲学为参照的一种现象学进路

触觉与空间在心灵哲学和现象学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议题.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可以分成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触觉是否具有空间性的问题,这在心灵哲学中形成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内在主义认为触觉是纯粹内在的心灵状态,外在主义声称触觉在物理性身体上有一个空间位置;二是对空间的触感知问题,这在心灵哲学中形成了表征主义与反...     

政治符号的建构及其意义——以雷锋形象的变迁为例

一、导论 2012年是雷锋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在3月5日前夕,国内一些报纸媒体,如《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就开始在报纸头版刊登带有"雷锋"字样标题的新闻[1].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作为一个道德楷模、一个永远鲜活的政治和文化形象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比起同一时代的"英雄"王进喜、罗盛教、欧阳海等,雷锋在公众眼中的形象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反而不断地丰富起来.虽然对雷锋形象内涵的阐释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但归根结底,雷锋形象的建构是国家政治符号建构的重要内容.雷锋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特点,都反映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对构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及人民的认同感方面起到的重大作用.     

唐君毅的哲学观——以《哲学概论》为中心

一、引言迄今为止,在有关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中,较之对牟宗三先生的研究,尽管对唐君毅先生的研究似乎有所不足,但仍然可以说已经具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①不过,细检目前所有关于唐君毅先生的研究,几乎都没有对其《哲学概论》一书予以足够的重视。②虽然唐君毅先生自己谦称此书“乃一通俗性的哲学教科书”③,然而事实上,该书不仅体大思精,将当时包括中国、印度和西方差不多所有的重要哲学流派都囊括殆尽,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对比、包罗、融通世界上不同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唐君毅先生在《哲学概论》中表达了他对于“哲学”这一观念的理解。本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