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金元时期关学的学术面向

元代关学在关学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单元:一方面由于张载去世后弟子投到二程门下,零落星散,其学渐衰。另一方,由于金元南侵,关中屡遭兵燹,儒术中绝。此时关中张载之学虽有传播,但在地域意识未萌的背景下,张载仅被视为"北宋五子"的一员,其学未能成为关中士人着意继承的对象,但关中注重经学的传统得以继承。同时由于赵枢、许衡等人在关中传播理学,在南宋已经成为学术主流的朱子学逐渐被关中士人接受,且后来成为关中理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关学既非北宋张载之学,也非明中期以来关中学者所倡的关学,而是融汇了诸多学术思想的"新理学"。关中成为北方理学重镇,为明代关学的复兴奠定了学理基础。     

许孚远与晚明关学的心学化

明代中期,尽管湛若水、王守仁心学在关中都有传人,但关学仍以程朱理学为主流。不过,自万历十三年许孚远督学关中之后,王之士、冯从吾、张舜典等人的理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学化取向,关学由此进入心学时代。清初大儒李颙的崛起,是晚明关学心学化的自然延伸。     

关学源流特征与《关学文库》的编纂

<正>关学开派,肇自横渠。北宋时期,在陕西关中形成的一个以张载为核心、以其所创立的新儒学为特征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史称关学。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陕西眉县横渠镇度过,并长期在关中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其所创立的关学为孔孟儒学在宋代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载也因此而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南宋学者吕本中最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1,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     

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

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兼论刘宗周、黄宗羲是甘泉后学

湛甘泉与王阳明既是朋友,也是对手。从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可见两家关系之错综复杂。作为浙人的甘泉后学刘宗周和黄宗羲,既受阳明学的影响,也受甘泉学的影响,但学界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从甘泉学脉来看这一对师生,对他们会有新的定位。针对同门对阳明学的批评,黄宗羲确实经常进行反批评。但我们不能说,甘泉学在晚明已完全与阳明学合流,从而失去独立性。从刘、黄二人以及其他甘门人士的作为,我们不难看出甘泉学在中、晚明的影响。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

南大吉是明代中期关学学者之一。因王阳明曾为其座主故称门生,后与王阳明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关系,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其思想也从原来笃信程朱而转向阳明心学。其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以追求"道化"为理想境界,并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陷入"物化"之中。他不仅笃信"致良知"之学,且尽力在关中传播其学,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关学学术走向亦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理心合一:从崇仁心学到阳明心学

有明一代,心学特盛。学界对于白沙、甘泉心学与阳明心学的契合上颇有佳作,但对于康斋、敬斋二人的心学与阳明学的相似处似乎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康斋、敬斋的心学与阳明学存在不少相似处。康斋的理在心中、心具此理思想为白沙、阳明心学的大明提供了思想资源。吴康斋"理在心中"思想通过门人娄一斋、胡敬斋与陈白沙等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一种崭新的心学思潮。吴康斋门人弟子的"本心即理"说与"理心本一"论为王阳明"心即理"说的兴起提供了知识上的可能。吴康斋心性学诸多范畴也与阳明心学概念一致。吴康斋由工夫而证本体的理契于心的感悟与王阳明"心即理"功夫进路有相似性。所以,吴康斋等人的理心合一观已入精微。吴康斋确实开启明代心学,是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阳明心学风行天下,崇仁心学的知识论背景不可或缺。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明儒邹东廓的良知学简述

作为阳明高弟,邹东廓之学以"戒惧"为宗旨,较为明晰、简捷,于阳明之教又无走作,看似只是谨守师说而已,但是否如学者所说只是"守师说而无逾越"、"顺适"而已呢?较之龙溪、心斋、双江、念庵立说之特色鲜明,东廓的一惟师说是守则不显特色,因而往往容易被归于平实,相应地,对其思想的研究在数量上相比于对前面所列诸子的研究都要少许多,且多散见于各种明代哲学史、思想史或阳明学研究的著作中。其次,从相关研究的内容来看,学者对邹东廓的思想的定性与定位存在分歧,如牟宗三、侯外庐、蔡仁厚等先生认为东廓最能发明阳明致良知之旨,为王门宗子;木村庆二、吉田公平等人则认为东廓之谨守师说与阳明致良知说的排斥僵固的开拓、自由精神相悖逆,因此非但不是王门正宗,反而是阳明学的保守派;另有学者以程朱-陆王的理学架构来判别和疏解邹东廓的思想,如冈田武彦、容肇祖、唐君毅、劳思光等人皆认为邹东廓的"主敬"、"戒惧"思想具有接近或通于宋学尤其是程朱之学的倾向。再次,前述建立在流派判分基础上的研究往往导致对邹东廓思想内涵的发掘偏于疏阔,常沦于概括性地概说而未能展现东廓思想的个体特色。因此,本文从邹东廓立说的过程入手,对其致良知说的建构过程展开分析,以见邹东廓之学的特色。     

儒学大众化的典范——以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为中心

新发现的民国安徽通志馆传抄本《新安理学先觉会言》表明,明中后期,阳明学在徽州十分活跃,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阳明高足的传播活动。邹守益、王畿等阳明高足,通过徽州的学术讲坛并深入徽州乡村大族等方式,把阳明心学之风吹到了徽州地区,进而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实现了阳明学在徽州的大众化,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实践为我们今天实现儒学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程朱王刘之辨是明末清初学人论学的一大节目,黄宗羲作为心学主将之一,也参与其中。宗羲程朱王刘之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以阐发蕺山之学为主要目的:会通王刘,借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黄宗羲此论,虽在借古人之说以申己义,却也遮蔽了其师的甘泉渊源,使蕺山晚年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白沙学非心学

很多论者遵循黄宗羲的看法把白沙学看作阳明学的先导。事实上,白沙学与阳明学、象山学都有根本性的不同。陈白沙的三大学术要旨(自然、自得、主静)无法以心学来统括。白沙的思想渊源、身后影响等也证明白沙学非心学。以心学来说白沙学,是20世纪产生的一种很大的误读。黄宗羲以阳明学的兴起、发展作为主线来叙述明代学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     

正负方法与心学重构——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阳明学

冯友兰先生以"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建构了新理学体系,相较于对朱子学与禅宗的肯定,阳明学在其中却受到忽视与批判,原因在于:从"正底方法"角度看,阳明学因缺乏概念辨析而思想朴素,"心即理"命题悬置了形而上的理世界;从"负底方法"角度看,阳明学对实际多有肯定,与注重空灵的"负底方法"相悖。因此,如何接着新理学讲的问题,便归于如何以正、负方法重新理解阳明学,揭示其合理性,呈现其价值与境界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说明:(一)阳明学以概念辨析为其形而上学基础,并非朴素思想;(二)阳明学"心即理"命题是朱子学"性即理"命题在认识论上的体现;(三)阳明以"负底方法"对形而下的人伦事务,进行形而上意义的肯定,从而呈现日常践履中的圣人境界。     

心学义趣 关学学风——李二曲思想特征略析

把握李二曲学术思想的特征,其关键是要辨明两个问题：一是二曲之学与程朱、陆王的关系;二是二曲之学与关学的关系。笔者以为,二曲之学并非如有人所说是折衷朱、王,调合心学与理学的,而是立足陆王之心性本体,不遗程朱的“主敬穷理”功夫,其心学义趣脉络井然。二曲虽敬重和推崇张载,但多在人格和学风方面。二曲在学风上确与张载标示的“躬行实践”、切用务实的关学传统一脉相承     

元代关学试探

张载创立的关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学术流派。关学洛学化以后,张载之学基本上缺少传人。尤其是张子学发源的关中地区,“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然而金元之际,关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地理区域,人才辈出,直接影响了元代理学的发展趋向。元代关学成为元代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一、元代关学学派（－）无代前期美学学派元代前期关学学派形成于金元之际,学术活动的过渡性特点很明显。大致说来,元世祖中统、至元时期,是元代关学的形成、发展阶段。以京兆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共中地区,是元世祖…     

关学、南冥学与儒学研究的新拓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教育部直属的“211”大学长安大学主办的“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7—9日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韩国、巴西、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香港的70余位学者。大家集中讨论了关学、南冥学、儒学与东亚文明三个方面的问题,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前沿领域。一、关学研究本次研讨会涉及到关学研究的许多新的方面。(1)张载易学研究。本次会议关注到以前注意较少的《横渠易说》和《经学理窟》。山东大学丁原明教授对张载《横渠易说》的新天人观做了分析,认为张载从《易传》出发建立了“太虚即气”的气本论,并由此反观心性论,确…     

梁漱溟与阳明学

<正> 阳明学是宋明理学内部朱子学的异军,由于它开始于南宋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守仁)为其集大成者,又由于它讲求心性,因此后世学者一般称它为“陆王心学”,或“王学”,近代以后,人们又依据日本的习惯,称它为“阳明学”。要探讨梁漱溟与阳明学,首先必须从晚清阳明学的复兴谈起。在整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王学或阳明学占据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