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

一、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朱熹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等等都被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的建构基础则是其理气论和人性论。朱高所谓“理”是宇宙本体，它与气结合而派生万物，在派生万物之后又存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根据。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作为“生物之本”的“理”和作为“生物之具”的“气”结合到一起…     

宋明理学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转变——以理气论、人性论为例

宋明理学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一种从程朱理学二元论到明代理学一元论的转变倾向。其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理气论方面,由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到明代理学的理气一元论的转变;二是人性论方面,由程朱的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元论到明代理学性气合一的一元人性论的转变。这些转变显示出中晚明以后理学现实主义倾向的逐渐加强,并最终演化为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论蔡清“气质之性斯即谓之性”的人性论思想

蔡清作为明代理学向气学转化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人性问题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创见。蔡清以阴阳互根为理,认为理是气化流行中之条理,将本体之理转化为气质之理。他认为天地之性只是阴阳五行之理,"阴阳五行之理即便有清浊厚薄",因此天地之性即不是统一的至善之性。阴阳相对而类分,在天也有阴浊之气,也不全是至善,阴浊之气下落到人便是恶。而人性之所以以善为主,盖因阳全阴半,阳为主宰,可以统摄阴。善之不足即是恶,人性中的恶也是善中之恶。每个人由于禀赋天性(气质)之不同,所具有的善性是有高下之分的。但蔡清并未走向彻底的气本论,而是在理本与气本之间出现了一些摇摆,然依然不废其价值。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孟子》对戴震《原善》的影响

《孟子》在义理和话语两方面深深影响到戴震的《原善》。戴震将《易传》的“继善成性”与孟子的性善论区别为两个问题,前者是泛论,后者专论人性。受孟子断言“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鼓舞,戴震严厉批评宋儒所谓性分义理、气质两种的学说犯了“二本”的错误。《原善》关于心的论述,关于“仁义礼智圣”和“条理”话语的使用,都鲜明表现出《孟子》的启发和影响。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蔡清理气论新探——兼对其人性论的补正

学界通常将蔡清理气论归纳为"理气无先后",认为蔡清取消了实体之理,而这种论断是与其部分文本相矛盾的。传统对"理气无先后"的理解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还会造成蔡清人性论解析上难以解决至善来源的重大缺陷。实际上,蔡清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取代了理,但又在道、气的层面发掘了二者形上的规定性,最终在理气论和人性论方面形成了三种层次:可以自我规定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以纯粹形式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展现为"元亨利贞",是天道的循环不已;"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现实世界的真实展开,是阴阳二气的具体运行。     

人性与嗜好——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性嗜好说”析论

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性嗜好说",他以祖述"洙泗之学"自居,直接挑战朱子以理气为主轴的人性理论。本文着重从哲学论理上对它做了检讨。本文认为,茶山的"性嗜好说"必须放在他的灵体三原理结构当中才能得到恰当定位。关于灵体三原理,茶山的表述前后有异,最后呈现为:乐善恶恶之性,可善可恶之才,难善易恶之势。茶山对"才"的理解不同于孟子,他将人的自由意志(权)与能力(能)一起纳入其中,体现了尊重主体能动性的精神,但因此也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喜欢善却不选择善?茶山用"嗜好"来描述人性之"性",实难准确揭示人性内涵。茶山意识到作为"性"的"嗜好"与日常语言中表示爱好、偏好、癖好的"嗜好"必须有所区分,最后提出实际内容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新的"二重嗜好论",在坚持以"嗜好"说"性"的同时,茶山对他所批评的宋儒二元人性论也做了一定的妥协。     

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

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人的内在德性为人性,并且希望建立人性的超越源头。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如何建立?此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有何内在关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此作了出色的回答。朱熹的"性即理"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心统性情"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