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性和弗雷格算数与简单类型论的逻辑主义（英文）

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由两个部分构成:可证明性论题和可定义性论题。可以很确信地说,可证明性论题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辩护。但是,为了向两者,特别是可定义性论题,提供辩护或者拒斥之,我们需要逻辑性的标准来决定,除了其它常元的逻辑性之外,表示数的常元和表示属于关系的常元的逻辑性。我将采用的逻辑性标准是塔尔斯基和谢尔提出的同构不变量标准和费弗曼提出的同态不变量标准。塔尔斯基和谢尔在不同的地方已经指出罗素的表示属于关系的常元是同构不变量。在本文中,我将证明如下结论:第一,表示属于关系的常元是同态不变量;第二,弗雷格的表示数的常元既不是同构不变量也不是同态不变量;第三,如果逻辑性是同构不变量或者同态不变量,弗雷格的逻辑主义(弗雷格算数)的可定义性论题不成立;第四,如果逻辑性是同构不变量,罗素的逻辑主义(简单类型论)的可定义论题成立,但若逻辑性是同态不变量,这个论题则不成立。     

弗雷格与怀疑论问题——对概念文字的知识论辩护

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是他旨在为算术提供基础而设计的一种逻辑系统,就他的逻辑主义数学哲学计划而言,这种逻辑系统应当表现了具备最高程度确实性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笛卡尔式的怀疑论方法来考察这个系统,看为了达到这种确实性,概念文字应当具备何种特性。这可以从语义和句法两个方面论证,从其构造的基本原则来看,概念文字确实有能力通过怀疑论方法的测试。通过这样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在知识论上有足够抱负的逻辑系统应该是怎样的。     

弗雷格,他的逻辑和他的哲学——迈克·比尼访谈录

本文是对国际知名的弗雷格学者迈克.比尼的访谈录,访谈从弗雷格的生平、性格特征开始,然后基本上按年代顺序,涉及有关弗雷格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思想的诸多话题,通过本访谈,我们可以对弗雷格其人和他的逻辑和哲学贡献获得轮廓性了解,并且获知有关弗雷格思想的各种新争论和新研究。     

新弗雷格主义对涵义的认知解释

对弗雷格式涵义的描述主义解释传统受到了克里普克和直接指称论者的深入批评。新弗雷格主义者坚持涵义的不可或缺性而建议放弃描述主义。新弗雷格主义者对弗雷格式涵义的实质内容的阐发可以解读成三种进路：一是把涵义解释成从物的思考方式或心理呈现模式;二是把涵义解释成证实性知识或作为证据的概念;三是把涵义解释成动态的信息体或文件系统。这三种理解都强调了弗雷格式涵义的认知功能,从而显示出涵义概念的语义解释和认知解释之间的紧张,以及涵义概念的内在不融贯性。二维语义学承接新弗雷格主义的立场把弗雷格式涵义拆分成认知内涵和真值条件内涵两个维度,涵义的认知层面是弗雷格式涵义的主要特征。     

弗雷格，他的逻辑和他的哲学——迈克·比尼访谈录

本文是对国际知名的弗雷格学者迈克·比尼的访谈录，访谈从弗雷格的生平、性格特征开始，然后基本上按年代顺序，涉及有关弗雷格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思想的诸多话题，通过本访谈，我们可以对弗雷格其人和他的逻辑和哲学贡献获得轮廓性了解，并且获知有关弗雷格思想的各种新争论和新研究。     

弗协调的弗雷格(英文)

本文表明,二阶弗协调概括与弗雷格的第五公理是足道的。也表明,如果等数关系是初始符号,那么通过弗协调推理可以从第五公理可以推出休谟原则。最后表明,弗协调的休谟原则不能用作逻辑主义数学的基础。     

评张东荪的文化主义逻辑观

逻辑在文化中具有双重身份:对人类文化的总体而言,它属于文化;对各个民族的文化而言,它是超文化的。与逻辑具有超文化身份的观点相反,张东荪的文化主义逻辑观的基本主张是文化决定逻辑,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逻辑。它包括三个错误理论:1.“四种不同的逻辑”论:把逻辑泛化为思维方式。2.语言决定逻辑论:把逻辑的载体当作逻辑的本体。3.逻辑“跟着文化走”论:从主观主义走到相对主义。     

纯粹逻辑的贝叶斯主义及其哲学效应

"纯粹逻辑的贝叶斯主义",是C.豪森近年来发展出的一个研究纲领。他认为概率演算的布德诺.德.菲耐蒂公理化系统是纯粹逻辑的,而包含可列可加性的公理系统则破坏了逻辑一致性原则。基于"方程可解性"概念所建立的形式类比展示了概率一致性和演绎一致性之间的平行关系。这一纲领对逻辑全能问题、休谟问题以及条件化规则的合理性问题都提出了独到而统合的解决。然而,该纲领仍面临着"杜宾(Dubin)问题"的挑战,同时也回避了一些像简单性和真理的关系这样有意义的哲学问题的探讨。     

早期逻辑经验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激进物理主义的情况

逻辑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常常受到忽略,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早期逻辑经验主义者中,其核心成员纽拉特致力于社会科学元理论研究,并提出了物理主义的社会科学思想。像逻辑经验主义一样,纽拉特也主张科学统一,但他提出的百科全书式的统一思想,其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一元论框架的统一科学观,反对把社会科学规律还原为物理学规律,也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从说明原则的类型上论证了社会科学律则的不可还原性。纽拉特的非还原物理主义思想并不要求社会科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运作,社会科学实践中存有大量不可预见的现象。当然这既没有导致经验社会科学终结,也没有导致科学统一理想终结,而是表明正统逻辑经验主义的形式主义科学说明以及科学统一的复杂等级观念并无多大意义。门格尔、考夫曼和齐塞尔这些逻辑经验主义的边缘成员,与纽拉特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深刻分歧,他们之间在对社会科学本质理解上存在的争议推动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     

现代本质主义的逻辑基础与哲学意蕴

<正>现代分析哲学家致力于意义的分析,力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使哲学科学化。以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前期分析哲学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所有导致本质主义的学说均被他们宣布为虚妄。但到     

类型逻辑语法的词汇主义思想

类型逻辑语法(Type Logical Grammar)是经典范畴语法(Basic Categorial Grammar)的一个现代版本,是范畴语法与类型逻辑语义学联姻的产物。利用加贝(D.Gabbay)[1]给出的加标演绎表述,类型逻辑语法实现了句法生成和语义组合的并行推演,句法生成基于Lambek演算提供的范畴运算,而语义组     

从实验主义到整体设计: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分析

机构改革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动力,建国70周年以来,党和国家都尤为注重党政机构体系设置。改革开放前,针对政府机构数量繁多,部门重叠等情况,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国家发展需求,聚焦于政府职能等问题,我国共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本文结合机构改革的现实情境,纵向考量我国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立足于政府改革与历史情境的相互关系,以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为着眼点,聚焦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系统梳理历次改革的内容,从机构改革动力、改革内容、推进方式、改革路径这四个方面,梳理历次党政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分析阐述机构改革的内在机理,挖掘实验主义与整体设计治理下,历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机理,以探究我国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认识过程与唯物史观形成的逻辑同构

对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多视角的,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也是如此.对人的全面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是贯穿马克思一生哲学研究的中心线索.以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揭示过程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以马克思经典文本为依据,从一个新的视角描述唯物史观形成的路径,更全面地理解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     

“相信”、“相信为真”与极小主义的困难CSSCI

本文试图从规范性问题出发,延续赖特、林奇等学者对极小主义的批评。在本文看来,“真”这一谓词具有规范性的含义,我们的信念常常以“真”作为自身的目标。然而以“真”作为信念的目标需要我们能够区分出“相信”与“相信为真”两种信念状态,但极小主义目前却还无法为这种区分提供一个可靠的说明。在这一意义上,极小主义并未提供一个优于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论方案,其核心的理论主张也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分别是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他们的思想揭示了如下认识：逻辑可以用自然语言表达,也可以用形式语言表达;形式语言是达到精确性的唯一方式,但并非形式的就是逻辑,也并非只有形式的才是逻辑。逻辑与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逻辑是关于有效推理的认识,因而与认识本身相关,所以逻辑会与哲学密切相关;逻辑的方法是可以普遍应用的,但是研究问题的不同会导致结果的不同。至关重要的是,应用逻辑的方法应该促进和推动相关问题领域的发展。     

殊途同归的意义理论——逻辑视野中的戴维森与达米特意义理论

意义理论是20世纪语言哲学、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戴维森、达米特是这一理论的两位领军人物,他们以相对的观点代表了意义理论的两种声音:戴维森认为真是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他以塔尔斯基的真概念为初始概念提出了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而达米特否认真在意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代之以证实,并借助直觉主义逻辑构建了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他们以不同的逻辑系统注释着真,演     

FTF和CMC的沟通满意度、沟通效率与个体主义和群体主义价值观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主要是在组织传播学、媒体丰富度理论、个体主义和群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理论、问题解决型团队理论以及组织沟通满意度理论的基础上,对利用面对面沟通(FTF)的小组和利用电脑中介沟通(CMC)的小组进行沟通满意度和沟通效率的比较.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方法,具体实验设计中自变量为沟通形态、个体主义和群体主义价值观倾向,因变量为沟通满意度和沟通效率.研究认为:在问题解决型团队沟通过程中,对于媒体丰富度理论,如果加入价值观倾向因素,前人研究结果对于有个体主义价值观倾向的人群不适用;在涉及到沟通满意度的时候,媒体丰富度和沟通满意度没有呈现正相关;当涉及到沟通效率的时候则为明显的负相关.媒介的刺激因素会对持不同价值观倾向人群的沟通效率产生影响,FTF对于群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人群的沟通效率是积极的刺激,会提高其沟通效率;而CMC对于个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人群的沟通效率是积极的刺激,会提高其沟通效率.     

“果报”观念和逻辑与“三言”的叙事

“因果报应”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古代小说接受果报观念，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结构思维上。以“三言”为例，“果报”观念和逻辑在构思起结、表达劝惩方面非常明显。既有沿袭传统之处，又有所变异，并且集中体现在对待有悖传统礼教的男女情爱的态度上。“果报”观念和逻辑的贯注，深刻地显明了冯梦龙的道德评价、情爱观念，但亦有损“三言”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性。     

学科特性与方法选择——对美学研究“逻辑和历史统一”方法的思考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作为科学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中卓有成效,但不是普遍有效,而有一定条件。美学史的经典文本表明,它并不适合美学研究。美学研究应慎用“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     

"Articulation"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从拉克劳和墨菲的"articulation"谈起

该文认为,“articulation”是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基本意思是“链结”。该文从词源上考察了“articulation”一词的意义及其历史演变,并对其基本含义和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该文认为,链接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的核心概念。链接是发生在主体身份之间的,话语性的,偶然性的建构实践活动。但拉克劳、墨菲的链接虽然力图避免近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但却仍然避免不了其精致的“唯心”倾向和向上的还原论的嫌疑。我们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