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分配正义的理论论辩

全球分配正义理论是政治哲学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全球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关注点是人们生活中所产生的利益或负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因此,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权利获得什么,以及谁实际上应该为我们提供那些我们有权获得的东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全球分配正义理论论辩的基本框架,即两种区分、四种理论:关系主义和非关系主义理论、平等主义和底限主义理论。关系主义理论试图通过指出"这个世界的某种特征和状况"这样的事实来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存在提供理由,而非关系主义理论则用强调"人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这一事实来为正义必须跨越国界提供辩护。底限主义者认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关注点应该仅仅聚焦到人的基本需要和对严重贫困的缓解上,平等主义者则强调,即使我们缓解了贫困和满足了基本需要,分配正义仍然有正义的理由去反对已有的全球不平等。文章最后分析了底限主义与平等主义从国家责任、平等的公制、民族身份、国家强制等方面就"正义"是否应该跨越国界所展开的论辩。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

康德的道德哲学深深影响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理论结构、方法和价值旨趣上,还表现在一些微观的概念上,比如自律与定言命令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关键的地方依赖康德的一些假定,但他对康德的继承又是创造性的,也是对康德理论疑难的一种澄清和解决。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正义论》之后的罗尔斯

(1)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 ,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促使罗尔斯重新考虑他的正义理论以及新自由主义。在过去的 2 0多年里 ,罗尔斯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表达其反思 ,如“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 (1978) ,“秩序良好的社会” (1979) ,以“道德理论中的康德主义建构论     

论元伦理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康德主义伦理学被怀疑论者看作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并因此遭到它的批评。实在论者则把康德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加以辩护。科斯嘉承继并推进了罗尔斯所实现的康德主义的元伦理学转向,在回应对康德主义外在实在论批评和辩护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程序实在论,并把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加以辩护,完成了道德实在论的内在转变。但是这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即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同时是一种非认知主义。从理论的融贯性来看,与这种康德式内在实在论相适合的应是一种康德式内在认知主义。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康德伦理学中的正义概念

<正>一罗尔斯的观点引出的问题众所周知,约翰·罗尔斯在构建自己的"正义论"时,曾经非常自觉地把康德伦理学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在《正义论》一书第4章第40节中,罗尔斯以"康德对正义即公平的解释"为标题,论述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就等于"正义原则",按照正义行动,等同于按照绝对命令行动。     

两种康德式的后果主义

探讨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的关系,乃至探讨是否存在一种康德式的后果主义,是当代英语世界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卡米斯基和帕菲特提出的康德式后果主义都产生了较大的争论和影响。卡米斯基通过把康德伦理学划分为基础理论和规范理论两个层面,指出从康德义务论的基础理论可以发展出一种规范的后果主义。帕菲特通过改造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并结合契约论和规则后果主义的相关要素,建构了一种康德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这两种理论虽然都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了康德伦理学的原初立场,但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其与后果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一词,是用来说明1870年至1920年间,遍及全德国的一种多少有些相似的哲学活动;它们都强烈地反对非理性主义与思辨的自然主义,确信只有回到康德的方法与精神上去,哲学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除此之外,它们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这些哲学活动是实现了康德的预言,即一百年内他的哲学会得到复兴。由于康德哲学的复杂性与内部矛盾,新康德主义者从哥尼斯堡的圣人那里取来的经并不一样,他们主张不一,众说纷纭。到十九世纪末,新康德主义者之间,和在其初期第一代的康德主义者活     

现代的新康德主义

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内,新康德主义哲学在德国获得了极其广泛的傅播。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魏亨格尔(Vaihinger)于1896年创办的杂志《康德研究》和在1904年建立的“康德协会”,积极地促进了新康德主义思想的傅播。资产阶级哲学界在1904年和1924年特别隆重地举行了纪念康德的活动。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在当时处于德国哲学思想注意     

法律正义和正义美德

正义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伦理学主题,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把正义当成是一种法律制度,而古代亚里士多德却更为正确地指出,法律正义还不是一种完全的正义,正义毋宁更是一种美德,它是一切美德的总汇。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影响效果的差异

以大学生奖学金评比为例,探讨了组织公正各维度影响效果的差异。以66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2×2×2的完全随机设计,以情境故事法（scenarios）呈现刺激,研究了奖学金评比中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对大学生学习投入、班级荣誉感、班级归属感、与辅导员的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组织公正三个维度与效果变量之间存在清晰的对应影响关系：分配公正主要影响具体、以个人为参照的效果变量;程序公正主要影响与组织有关的效果变量;互动公正主要影响与上司有关的效果变量。     

Merciful Justice

I offer a solution to an old puzzle about how God can be both just and merciful at the same time—a feat which seems required of God, but at the same time seems impossible since showing mercy involves being more lenient than justice demands. Inspired by two of Jesus’ parables and work by Feinberg, Johnson and Smart, I suggest that following a “principle of merciful justice”—that persons ought to receive what they deserve or better—delivers mercy and justice simultaneously, certainly in cases of distributions of goods, and even in cases of distribution of harms as well, if we can accept some qualifications.     

论公正

公正的基准是权利。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获得性的社会性资格。公正就是这样的原则 :以权利为本位而义务与权利相对等、对称和对应。公正作为美德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重公共规则。公正作为制度伦理首先就是以权利为本位 ,其次是普遍和平等 ,再次是公开、明确和有既定程序。     

全球正义——日益扩展的行动范围

各种正义概念 在《理想国》的十卷著作中,苏格拉底的问题"什么是正义?"导致了人们分别在个体和社会那里对正义的本性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