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的察养工夫及其意义

张栻的工夫论曾经有过前后期的变化,由此对于胡宏的工夫体系做出了调整,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如何理解这种调整的意义,现有研究则颇见分歧。本文认为,张栻后期的工夫主要包含两种不同的意涵,即察识端倪而涵养本心,以及涵养习心以显发和体认本心;两者之间相互交织。而他与胡宏的不同则可以归纳为两点:一者,通过涵养为端倪之发和察识端倪奠定基础;二者,在胡宏之外,补充静中用功和涵养习心的必要性。张栻并无背弃师说,从工夫分类上来看二人同归"逆觉体证"中的"渐教"工夫,但张栻较胡宏之说则更加完备、无偏。这是张栻调整师说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他对于湖湘学的重要推进。     

杨时的仁学思想及其理论问题

仁学问题的思考是早期道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以二程高足杨时的仁学思想为核心,分析杨时提出的"求仁之方"的工夫论思想,及其背后蕴含的仁之体用的理论问题。杨时对仁之体用的思考,引发了其与程颐论《西铭》,程颐以"理一分殊"诠释体用关系。另外,杨时"求仁之方"的思想与程颢"识仁"工夫之间的紧张,南宋时期以朱熹、张栻等人察识、涵养的仁说之辨再次提出,成为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CSSCI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论张栻的本体与工夫观——以《太极图说解义》为核心

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与辨正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学界多有关注,但不曾结合仁、爱的分合关系和心性、工夫论的内在关联等内容进行专门考察。朱子的心性论与其工夫论关系密切,其心性哲学为其工夫修养提供理论基础。在己丑之悟后,朱子通过新建“心统性情”之心性结构以凸显“情”的心性论实质。立足于工夫论的角度,朱子一方面批判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及其后学的“离爱言仁”说无警切之功、沉潜之味,不合圣言,空而不实;另一方面,他主张以爱推仁、因爱知仁、以爱之理释仁,倡导升高自下、下学上达、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论路径。这彰显了朱子由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及其理学心性、工夫论建构的发展与完善,透显出其与时俱进地建构理学、大力推动传统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朱陆修养工夫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异同——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为宗旨

朱陆修养工夫论与先秦思孟学派及其继承者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朱熹在继承程颐理一分殊与居敬穷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孟子》及周敦颐、张载思想的阐发,从理事并进、知行互发的立场出发,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的修养论。陆九渊远承孟子大体说,近承程颢识仁说,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以发明本心的尊德性统摄道问学的修养论。由此朱陆思想体系中修养论的来源、内涵及路径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修养方法上的易简与支离,修养内容上的践履与讲学,儒学门户上的禅学与俗学之争。其实儒释之辨在于是否承认天理,陆王心学只是将天理收归道德本心,从而将儒家道德心性之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默识”如何成为一种工夫？——基于历史与哲学的考察

“默识”在汉唐期间的《论语》诠释中本属一般性的知识论议题。至宋明,伴随心性哲学的发展,得力于理学对“心”之认知力的开拓、心学对认知隐默面向的极力发挥,乃至佛学之禅修理念的影响,“默识”逐步转变为冥契本体之认知方式与主体涵养之实践要求。“默识”的工夫论演化呈现了儒家心性修养路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微妙转换,同时凸显了儒家心性哲学乃是朝向两个层面的确定性寻求,即确定得者为真（朝向本体）与确定真得（朝向主体）。对“默识”的工夫化进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儒家心性哲学工夫论的探讨提供一历史与逻辑的线索。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诚斋理学思想新论

学界对诚斋思想存在唯物论、反理学论、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等不同看法,折射出其思想的复杂性。诚斋以觉、爱、恻隐论仁,持性体心用之心性论,工夫论以察识、致知为先,慎独、主敬为本,体现出湖湘学特色,并对道学诸家思想有所吸收整合,呈现出南宋理学所具有的立足一家、综合各派的特征。     

张栻对胡宏思想的传承及调整

张栻是南宋湖湘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融"蜀学"、"洛学"于一炉,并集"湖湘学"之大成。这一方面端赖于他父亲张浚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的名师胡宏。胡宏与张栻二人治学的区别与联系,可从仁与心的关系、工夫修养和性之善恶三个方面来说明,同时亦可由此明确胡氏湖湘学在张栻处的转向,以及张栻之学前后期的变化。     

朱子、张栻“仁说”辨析

朱子与张栻仁说异同乃一聚讼纷纭之论题,在吸收时贤高论基础上,我们就此论题提出以下意见:其一,朱子、南轩各自作有《仁说》,彼此内容有同有异,易于混淆。其二,张栻始终坚持五峰的心之道说,朱子在己丑年间亦采用该说,壬辰前后采用性之德说,癸巳后完全确定为心之德说,此为朱子心性思想演变的必然反映。其三,朱子仁说包含《仁说》与《克斋记》,《克斋记》时间晚于《仁说》、内容优于《仁说》;天地生物之心与天地以生物为心不能作为判定朱、张仁说、朱子《仁说》与《克斋记》异同高下的根据,无论来源、内容还是使用,此二说皆无高低进退之分,差别仅在于表述之强调与平易、运用之特殊与普遍。其四,仁之名义与工夫是朱、张仁说的关切点,双方对此各有侧重而相互取益,张栻在名义剖析上受朱子影响,朱子则在为仁工夫上受张栻影响?手臁⒄拧叭仕怠辈⑽蕖笆じ骸敝郑驮谇写?砥砺中仍坚持了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儒家仁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贡献。     

张栻“太极”即“性”说辨析

"太极"即"性"是张栻哲学的重要特点,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学说中是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而张栻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可以从三个角度上理解: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而张栻提出此命题并介绍给朱熹,应当在乾道三年朱熹会张栻于长沙之前。     

张栻朱熹论心性

张栻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在后世的影响远不及朱熹,但以张栻为代表的“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朱熹对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人多有微词,唯独对张栻多有称道祆湓凇洞鹗又亍分腥衔?张栻“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张栻与朱熹的交往比较密切,张     

张栻《论语解》的理学特色

<正>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他颖悟夙成,少从胡宏问程氏之学,遂潜心理学,终成南宋道学之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著有《论语解》、《孟子说》、《诸葛武侯传》、《南轩集》等传世。兹以《论语解》为例,管窥张栻的理学思想。     

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孤悬与浑融——朱熹与张拭太极思想异同比较

朱熹、张拭推尊周敦颐尤重《太极图》,他们分别著有自己的《太极图说解义》,其思想内涵颇为不同.朱熹注解坚持主静倾向,张栻则警惕主静溺于虚无的危险.对于主静问题追根溯源则可以发现,二人对于太极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朱熹以为太极即理,严格区分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与形下发用的阴阳动静.张拭以为太极即性,对太极的理解融贯体与用、动与静...     

由心的出入问题反思张栻之学的式微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大师,其学却在身后很快隐没。理学的发展是一个内部义理逐次展开和问题呈露的过程,能否及时把握住时代的课题并予以创造性的解决,对一个学派的存亡至关重要。以心的出入问题加以观照,自孟子提出这一说法,在宋代理学的发展中曾两次被特别关注:一次是初期的二程,一次是走向成熟之际的朱熹和张栻等。朱熹和张栻等学者虽然同时参与了问题的探讨,但张栻的学术风格缺少应有的主动性和创发性,兼有理学和心学的特征而欠充分,且更偏重于实践性,以致逐渐丧失了在理学内部的话语权。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论张栻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体系——兼论湖湘学派理学思想的特色

<正> 张栻(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人(今四川绵竹县)。他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讲学为友,并称“东南三贤”。在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开创于胡宏,确立而被称之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