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启蒙运动的启蒙——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新解

启蒙的本质是用知识来取代意见,它最终落实为以知识的探寻为根本目的的生活。而启蒙运动的本质则是把启蒙的精神运用于社会改造的过程中,这包括"启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启蒙化"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启蒙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但是贯彻到底的启蒙运动一定会走向自我瓦解的终点,因为启蒙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恰恰必须成为真正的启蒙的第一主题,也就是反思启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启蒙重思的四个维度

伴随着启蒙探究从唱衰到重审的转变,为了更好地推进启蒙,需要在四个维度上对启蒙进行反思总结：第一,启蒙的关注中心从理性的运用转向建构一种人的科学,这种新的科学是以哲学为根基并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第二,区分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往往是对启蒙的运动化推广,“启蒙”或是未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推广、局限于人文范围内的思考,或是对运动化启蒙的反思(分积极推进与否定性地重归人文思考两种路向);第三,启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通过比较鉴别探寻启蒙的世界境遇和中国境遇,确立中国新启蒙的目标和任务;第四,把启蒙视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统一,自斯密经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启蒙不但求真也求善,不仅力求确立合理科学的崇高价值,更保持对基本价值的确信。启蒙事业不可否定,只能审慎地反思、总结、推进和完善。     

对技术理性批判的哲学思考

人类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物质层面的普遍繁荣和社会的极大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原动力。然而，科技并非只是意味着幸福、享乐和希望，它也给人们带来了忧愁、痛苦和危机。由于科学技术的极端功利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原则，导致技术理性膨胀，人的价值理性的失落，偏离了人的根本目     

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在传统伦理和现代市民社会之间

启蒙就是要促使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激发人的无穷想象力和无限创造力,真正确立起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目前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确立社会成员个体独立的法权状态,促使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从而为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创造条件。     

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

《启蒙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理性"抽象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指证了"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启蒙辩证法》通过揭秘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得出启蒙的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的基本判断.《启蒙辩证法》虽然将卢卡奇基于"物化"思想的现代性批判推进到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定向,然而这一批判仅止步于理性主义批判,尚未达到现代社会资本统治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原则高度,对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对现代性"副本"的批判.     

哲学视野中的大学精神与文化自觉

<正>一、精神问题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自由者有能力认知规范世界运行的普遍法则,有能力知道自己既是被规范的对象又是认知的主体。作为对象,自由者承认自由意味着对必然性的认识;作为主体,自由者不仅强调对必然性的认识已经蕴含着主体为世界立法,而且强调世界只有在精神里才能显现自己。精神知道     

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16-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再研究

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实相遇是16-18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由此,开启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跟传统思想对立起来,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现代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说清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1月6-7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现将本次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和新启蒙主义

张申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两大核心观念“大客观”和“具体相对论”,是试图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主义思想,从中引申出他基于文化综合主义立场反思五四启蒙思想而提出的新启蒙主义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列奥·施特劳斯与阿拉伯哲学——用中世纪启蒙否定现代启蒙

批判现代启蒙思想当属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核心。为了找到摆脱现代危机的手段,他的批评拒绝与过去决裂和过分信赖人类。施特劳斯一贯反对现代启蒙思想最主要的表现,即虚无主义。在他看来,只有回归古代哲学才能战胜虚无主义,因为有关人类、人性和共同生活方式的话语是在那时创立的。     

论古希腊哲学启蒙运动的现代性

由智术师在雅典民主巅峰时期开创的思想运动之所以是一场启蒙运动,就在于智术师们在此前自然哲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宗教权威,颠覆了传统礼法和道德,大力提升了人本主义的地位,以及让哲学走向市场.这场运动不仅与现代哲学极为相似,也得到了黑格尔等哲人的首肯和认同.法国当代古典学家更高度赞扬了智术师运动,认为这是一场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自我觉醒的思潮,模铸了后世哲学的方方面面.     

情感与存在: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方法论构建——基于一种人类情感启蒙的视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密不可分。儒家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需要吸收西方近代启蒙精神并转化其启蒙方法,要站到"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对人类的情感能力首先做一番学理批判,从中发掘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观,据此推动人类在情感层面的现代性价值启蒙,超越近代理性启蒙之"蔽"。作为生命之大全的"幸福"理念,将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将是人类在情感层面实施现代性启蒙的最高理念。"幸福"、"和谐"、"包容"应该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儒家德性现代精神的启蒙价值系。     

对自然的恐惧与人类的厄运——《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观批判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借助于一个神话故事阐述了他们的历史哲学思想。按照他们的历史哲学思想,人类文明是在恐惧自然并征服自然的基础上发生的。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神话中,人都是用模仿自然的方法来控制自然。当人用模仿自然的方法来控制自然的时候,自然一定会在历史的发展中对人进行报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第二自然就是自然对人的报复的一个表现。当人用模仿自然的方法来征服内在自然的时候,内在自然被扭曲,人成为自我憎恨的人。这种自我憎恨的人无法形成社会共同体。虽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说明了征服自然和自然的报复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他们的历史哲学还是包含了机械历史观的要素。     

康德启蒙自然观的文化批判

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然观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不可知自然,它体现了人类在有限存在状态中对终极关怀的渴望。第二个维度是人的天性自然,它凸显出人类对自身自然性的合理肯定,表达了人类主体性的展开。第三个维度是合目的性自然,它显现了人类的理性自觉。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然观最终促成了人的理性主体性在近代的全面建立,引发了自然向人生成的理论建设,但同时也成为了主体性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现代性争论以及自然被置于边缘地位的生态学困惑的思想源点。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哲学诠释

启蒙以来,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以及技术理性逻辑的全世界扩张客观上生成和确立了“经济世界观”及其话语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就其历史性后果而言,则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弥漫。真正的、真实的文化在被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从整体上理解、观照、诠释以及重构现实的能力。此种情境为反思批判意义上文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开显提供了可能。文化哲学之思的当代主题,当是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想、理论、制度等日益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顺应人类社会从“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趋势,着眼人类整体性优存的实践-价值方略,有效破解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理论困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缘起及其发展逻辑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存在论追问,旨在追求无产阶级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和哲学的实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梳理,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值得关注的领域。它关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从西方现代性学术背景视角,思考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与现代性批判逻辑相互勾连问题,由此而提出更深层次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缘起问题;二是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研究,主要求证唯物史观发展逻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相互一致性。本文重点分析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西方现代性逻辑生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影响以及19世纪反思批判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潮兴起等学术背景,深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缘起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进行梳理,尝试着从六个阶段、六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核心思想命题展开,其中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劳动与资本对立、观念论与实践论的对立等命题的诠释,值得关注。     

苏格兰启蒙时代的语言选择及其文学的文化属性

对于启蒙时代以降的苏格兰文学而言,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为大不列颠王国,是具有直接且深刻影响的重要政治历史事件。苏格兰启蒙时代的文人自觉认同英语文化的先进性,但处在平衡被打破的弱势状态下,需要对自己乃至对苏格兰的身份进行重新定义和认知。这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英语的使用问题。该问题关联着文人们的自信与焦虑,也渗入其文学理念和表达之中,并引发了有关文学属性的争论。本文结合联合事件,在历史语境中阐释苏格兰启蒙文人在语言使用上的拿来主义,分析他们的抉择与焦虑,探讨苏格兰文学的民族文化属性,指出联合事件对于苏格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既破又立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

早期启蒙论的代表人物萧萐父先生以构建中国现代性为问题意识,走进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深处,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近四百年的学术思潮、社会风习、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认为中国有着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而提出这一启蒙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根芽和结合点。只有以这一历史结合点为逻辑起点才能真正寻求到中国现代性的源头活水。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试图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学说。通过追寻萧先生早期启蒙说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以对话的视角来分析早期启蒙论的理论特质以系统阐释这一理论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     

自我与启蒙: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

18世纪的欧洲哲人视孔子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而20世纪的中国启蒙者则要打倒孔家店。孰是孰非?或者一般而言,儒家与启蒙的关系到底如何?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根据福柯的观点,启蒙则是一种不断追求超越和逾越界限的态度,包括变为不同的自我。在启蒙理念演变的背后,其实是伦理自我转向了审美自我。不同于西方的自我图式,儒家自我带有焦点-区域的特性,且自强不息,可依情境而变。20世纪初,面对国家危机,儒家精神继承者舍身毁家而救国,以特定的启蒙方式谋求民族独立。进入21世纪,面对意义体系重塑的契机,儒家自我应继续启蒙,将一颗活泼泼的仁心,安顿于现代理念和文明秩序之中,实现儒家精神的再次转化。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启蒙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在强调"立国"必先"立民"的时代感召下,富有近代个体意识的"个人"、"人权"、"人格"等内容不断出现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此时的教科书强调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的养成、关注自由平等观念的普及、推崇社会公共道德的遵守。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的启蒙,受进化论影响明显,传统伦理的痕迹仍然很重,且浓厚的国家民族色彩压倒了终极的个人关怀。